多有西國,苦求識者問東洋

2017年1月5日 星期四

《校閱女孩》:後勤工作邊緣化——世界真的自由嗎?




上季日劇復甦潮之中,最多人談論的要算是《校閱女孩》(地味にスゴイ! 校閲ガール・河野悦子)與《逃避可恥但有用》(逃げるは恥だが役に立つ)——皆以簡單直白的角色設定來道出社會現象。雖然《逃避可恥但有用》的現象級收視又成為談論熱話,但畢竟故事架構只是近十年社會探討的延續,反而《校閱女孩》的意義更令人有另一重思考空間。 



編輯與校對關係的變遷

《校閱女孩》故事上還是由嫌棄工作到體會樂趣的老套套路,但要令這種套路可行,決定性因素是工作性質的不起眼。以往這種套路大抵出現在工人、後勤部門等等,而「校對」本身承載着更強意義——誠如劇中所言,非出版界中人一般不會知道「校對」這種角色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角色正從「重要」逐漸步向「消失」,比一般只縮規模的後勤角色更嚴峻。


後勤角色的消減,固然是全球大勢——雖然這類角色不能不存在,但一個沒有「增值」而只是「補漏」的部門,在只求速度少求準確的速食世界裏,生存空間自然受到榨壓。不過相比一般後勤被機械取代這種「代勞」的變遷(例如《逃避可恥但有用》第9話女主角怕主婦角色被機械人取代的危機感),校對的工作卻在沒有「代勞」下整個消失,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編輯的角色轉變。


雖然不同範疇的編輯工作不盡相同,但大致上着重的都是「統籌」與「把關」二者。在重視文字的舊代媒體生態中,校對固然是受重視的工作,編輯也同樣重視文字的功夫,最明顯的例子是數十年前報章刊物的標題及行文皆比現在優美得多。但在越來越傾向圖片先行、什麼也講「增值」的新近社會風氣下,編輯更着重的是統籌的角色,無論是出版社的策劃協調能力,還是報社的應變跟進能力,都是重中之重,而沒有「增值」的文字能力彷彿淪為副產品。


《校閱女孩》正好從編輯與校對的相互關係中,刻劃出這種時代偏移下的極端狀態:一是文藝部門的編輯只追求與作家的協調聯繫,時尚部門的編輯只追求頁面及圖片,把最基本的文字功夫直接塞給校對,甚至拒絕回應校對提出的文字問題;二是臨時代班的校對沒有察覺標誌出錯,就成為了被埋怨的罪人,彷彿責任不在理應是負責人並且實質是第一名把關者的編輯(就算未必需要親自排版,最低限度首次及最終檢查必然是編輯的工作);三是有功勞時,校對從不被提及。更生動的描述,可能是前季《賣房子的女人》(家売るオンナ)那個怎樣也看不起校對的記者。



標題「地味」與主角行為不地味的矛盾

當世界容不下純粹後勤,故事中給予的解決方法是校對的「增值」,亦即主角的行為:不單校對文字,還要弄清所提到的事實,然後感染同事釋放個性而不再恪守於呆板規條中。——慢着,看到故事中段,一個致命的衝突已很難令人視而不見:明明劇名是「地味」,主角的作風卻完全不地味,豈非自打嘴巴?


這當然不是一個孤立問題:正如多個作家讚許女主角的校對「有趣」,又或男主角喜歡女主角的原因在於有趣,甚或女配角一度喜歡男主角也是在於個性,反映了一個更大的時代問題:最沉悶扎實的功夫,漸漸被時代拋棄了。這也是後勤消失的本質問題。


這令我想到宇野常寬的《零零年代的想像力》(ゼロ年代の想像力)。當初看完的最大讀後感,倒不是文化人眼中的倖存感問題(或許是因為我早已消化了),而是他把傾向於大敘事的人視為接受不到價值觀無處依傍的狀態而逃避的人(譬如常常懷緬過去美好的人),卻忽視了一些不善於表現自我、較適合扎實工作的人(不見得一定是接受不到自由價值觀)確實不能適應自由世界——例如最終話說的那個生存規則:就算搶別人的功勞也在所不惜。《Chef》(Chef〜三ツ星の給食〜)透露出的正是這樣的破綻:打下手的人聽到可能失業時只能迷惘亂找工作,最終要靠着「職分」(大敘事的思維)才能重振精神。這不單是社會仍停留在舊代的問題——就算是崇尚自由的西方,也同樣有支持納粹的人遊行。


雖然也不是不明白,無論是日本還是香港,雖然社會貌似走向自由,但體制上畢竟仍停留在大敘事,因而過度謳歌自由可能只是一種提高叫價的調整,正如新文化運動時魯迅與胡適的過度反對舊文化,現在被不少學者看成是明知事實會打折扣而特意推高標準的聰明之法。只是這樣的二元分化,卻令停留(或只能停留)在大敘事的人受到排擠,正如現在加入親中共的民建聯的年輕人,必然被同輩不分皂白地罵為走狗。這就是問題所在:盲目排斥舊代價值觀的這種想法,還稱得上是自由嗎?依靠大敘事,不也應是多元思想的其中一元嗎?此所以前季《賣房子的女人》才令我如此驚喜:連沒有工作能力得只能選擇做主婦的人都獲承認為一種人生選項(而非硬地要她活出自己),比現在只高舉自由的單面思想來得立體。



媾和矛盾的嘗試

《校閱女孩》的結局正是各種媾和的嘗試:譬如大作家與老朋友對「夢想」的不同看法,成家立室與事業打拼不再簡單合一,有把大敘事逐一拆解成多元的傾向;透過男主角對「地味」工作的認同,寫出介紹這些工作而「有趣」的書,帶有扎實工作本身也別有趣味的含意;校對部最終每個人都點綴了個人位置,有了一點外向的轉變,也獲得編輯的一點尊重。一言蔽之,這些嘗試其實就是從舊代單調體系中注入個性,來獲得少許解放。


與此極度相似的,是早幾年改編成電影、上季出了動畫的《編舟記》(舟を編む,電影版港《字裡人間》,台譯《宅男的戀愛字典》)。同樣是貼近舊體系的後勤工作(編字典)被排擠,同樣是由嫌棄到慢慢獲得樂趣(西岡),也同樣是有時尚背景的人調進後勤部門的新舊體系衝突而最終融入地味體系(發現了錯誤),而最終也是透過以一點新思維來帶領舊體系前進,譬如不忌憚用旁門左道來推進工作(先斬後奏、要脅筆者、製作吉祥物),以及不停收入新的詞語來擴充闊度。


在傳統框架下某程度接納新思維,或許就是這些作品所指引的後勤工作要在現今世界中生存的條件,以適應世代變遷而言理應可喜。只是倒過來說,益發令人覺得,在追求「自由」的前提下,沒有個性(嚴格來說只是不張揚)的「地味」很易被妖魔化,若維持「地味」似乎已被排擠得沒有生存空間了——這真的是我們所追求的自由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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