懼內vs.愛妻家——中日自古的男女差異

每年1月31日的「愛妻日」，日本愛妻家協会都會舉辦愛妻宣言活動「男の帰宅花作戦」，對中國人來說大概是嘩眾取寵的節目。對比而言，與其說愛妻，中國的「恐妻家」（即所謂懼內）要顯著得多，這實際上反映了兩國在男權及女權上的脈絡發展。

日本的無父家庭 中國的農民因子

日本之所以興起愛妻，正如活動名稱中的「歸宅」，當然是我們熟知的男性遲遲不歸的社會問題。一如很多知日者論到的「無父家庭」現象——男性全副心思花在工作而在外奔波，甚少理會家人，因而在普通家庭生活中完全找不到父親存在的痕跡，小如周末休假，大如家長日、畢業禮都慣例缺席，是當年日本電影司空見慣的設定。

這個問題中國確實較少見：並非沒有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而是在現代化程度的差異。日本在家庭形態上確實早已轉趨多元化，但觀念上仍停留在傳統，女性顧家男性扛起經濟的思潮從未消退，而有所謂「寿退職」（結婚辭職）的常態。西化與傳統矛盾下的夾縫，就是丈夫拚命工作，妻子卻只能面對孩子及一堆家務，失卻了傳統常有的親族靠山，當中的空間正是孕育出寶塚歌劇團的關鍵所在。以至年金改革後，便出現熟年離婚潮，正是很多「無父家庭」的最終結局。

至於中國，除了農民因子較強的男女雙職一直十分常見（只是悲哀地很多女性還要兼顧家庭），也因生活模式大多停留在家族生活上——就算不是幾代同堂，長輩大多會照應後輩，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生活難題上，很少出現妻子孤獨面對生活的場面，「歸宅」的問題當然較小。但話說回來，中國人倒也沒什麼值得慶幸，問題只是變了樣而已——擺在眼前的變成最難處理的婆媳問題。

恐妻只是愛妻替代語

但在這迷失的20年中，由於經濟及年功序列崩潰導致家庭崩潰成為常態，家庭結構似乎也起了不少變化。譬如有幸「存活」的夫婦很多變成雙職，又或甚至如《蠟筆小新》（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的爸爸只餘下少許零用錢傍身（以前縱使也是妻子手握財政大權，丈夫的零用錢還是不少的），年輕一代也擺脫了男強女弱的思維，家庭的黏着關係成為要重新審視的範疇（所以《蠟筆小新》才會被日本人認為是最幸福的家庭之一），「愛妻」才會由理想變成實踐吧。

當然日本也不是沒有「恐妻家」，但很多時只是不便宣揚「愛妻」時的替代語，與中國人「懼內」的歷史意義天差地別。譬如中國家喻戶曉的一號歷史人物陳季常，除了因是蘇軾的朋友而聞名，更聞名的正是其懼內（當然讓世人知曉此點的正是蘇軾——其〈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謂：「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歷史上以懼內聞名的更不乏帝王將相，甚至牽涉影響國家繼承人的國運問題，例如劉邦之於呂雉（廢不了惠帝），楊堅之於獨孤后（立楊廣）；又如名相房玄齡之妻的不許納妾，更創出「吃醋」的典故來。最趣怪的可能是《吳越春秋》中的刺客專諸，在與人爭鬥時一聞妻子呼聲便回家，還說出「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的道理。

懼內問題之所以常見於中國歷史，簡單而言在於兩點：一是女性性格，二是女性地位。這大概頗為弔詭：明明中國傳統強調婦德，明明中國是父權制度，還容得下這兩點？

這裏要先釐清一個慣性前設：一般慣以為東方世界父權極高，那其實是一個極為籠統的說法。中國雖是派生於父權的國家，但直至明清強調理學之前，古代女權也未至於很低，縱然平民的買賣婚姻很多，知識分子階層中女性的話語權並不低下——因為講求門當戶對的士族家庭，女性往往有家族撐腰。譬如呂后、獨孤后之所以強悍，並不單在於性格，也是由於她們本來就出身於比丈夫還要高的階級，丈夫對她們當然有所忌憚。

武家女性求順從 士族女性可刁蠻

當然性格問題也不難理解，所謂婦德不過是一種道德提倡，在士大夫之家，掌上明珠常常在寵愛下成長，脾氣好壞更視乎本人意志，故而既有蘇洵之妻的嫻淑，也有傳說中蘇洵之女的刁蠻（當然只是傳說——蘇小妹據說是虛構人物）。而且中國的「女主內」在士大夫家族中指的是掌管一個家族的一切，在平民家中則是幫傭，兩邊也很強調幹練，絕不是「相夫教子」如此簡單。與脫離現實的三從四德相比（現實來看，所謂的婦德，也僅可能存在於士的階級），強悍反而更有實際作用。

日本女性地位也頗相似，傳統期望尤其理學運作下是男尊女卑，但德川時代農家、町家婦女並不弱勢。問題在於日本的管治階層，不是中國的士大夫，而是武家——以武力起家的家族，男性權力自然遠高於女性。當然這與歷史有關：日本自大和朝廷以來便奉行嚴密的階級制度，尤其進入武士時代後女性基本上被視為家族資產；同時在階級制度下日本有着家元制度，縱是入贅女婿也因是家族繼承人而受重視，反而女兒很少掌有家族實權。知識階層中女性地位低下，而古代階級僵化亦令一般人憧憬「貴族化」，懼內便成不了氣候。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面具下的日本人》（A Japanese Mirror: Heroes and Villains of Japanese Culture）便從古今作品中得出日本很強調女性的「母親」角色這個結論。

或許較有趣的對比是花魁的特質。花魁可說是傳統婦女形象的相反，但兩國特點並不相似：雖然兩者皆懷百般技藝也有傲氣，但中國的花魁以順從為主，《醒世恆言‧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花魁每天都被動地要到不同的公子學士處陪這陪那，甚至被嫖客凌辱，最終賣油郎奪得花魁的芳心，正是其殷勤老實、知情識趣的與眾不同；日本的吉原花魁則傾向我行我素（九鬼周造以「意気」名之，有媚態、矜傲、諦觀三種特性），對嫖客帶點居高臨下。阿倍次郎認為，德川時代初年花魁傾向貴族化（中後期走向平民化則是後話），是武士的身分認同、町人的理想投射及從實用老婆逃離的一環，因而日本花魁的高傲特質反而印證一般女性柔順的一面。

這點其實並不意外，至今日本女性的傳統形象仍是以順從為主，中國男性則常以老婆不許作為推卻事務的擋箭牌，證明懼內已是既定的文化記憶；金文學也提到中國女性控制與發洩並重，日本女性則是穩重溫柔，恰好表現了「國情」差異。問題是近年急促核家庭化的中國，延續男女雙職的家庭構造下，男性為何還會羞於「愛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