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的文治誤解——從閱兵說起

九月三日的抗戰勝利閱兵，終在一片喧嘩吵鬧中結束。吵鬧既在於民間的國家自豪感與生活受阻的擺蕩，也在國際間的結盟或國力競賽的爭拗。但從本質而言，閱兵所指涉的，仍是中國早已存在的耀武揚威心態（不純粹是規模的問題，與同樣盛大的朝鮮閱兵之於朝鮮人的政治功能相比，中國人普遍對閱兵更多一重心理認同及忍讓，源於其泱泱大國的自豪）。

之所以要強調耀武揚威，在於傳統上太強調德治，尤其在宋明理學下文弱的李氏朝鮮自號「小中華」，更深化了中國文治的印象，因而武力常被忽略。中國歷史上，歷代皆有大型閱兵，尤其在宣揚國威的時代，以秦始皇、唐玄宗、明成祖最為著名。而在重視禮法的周代，閱兵亦早已是常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周禮‧春官‧大宗伯》也列有閱兵相關的「大田之禮」，更不用說往後閱兵慢慢走入法典。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正如早前的文章〈「南男北女」（二）：中日韓的傳統男女標準差異〉所述，中國的原始儒學一直都重視武力。當中最能說明的是《左傳》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及《周禮》「以軍禮同邦國」以軍隊作為馴服諸侯的憑借。又如儒家六藝中，與打仗相關的射、御比文書相關的書、數為先；再如《史記‧孔子世家》中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都說明傳統以來文治的核心——儒家思想從沒看輕武力。只是理論上說，儒家認為講道德比講武力好，故而有《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的等級差異。但現實實踐的，卻往往是霸者之道。

單看歷朝立國之際，基本都在軍事割據下以武力制勝，開國之君治國往往不太理想，便能得出以霸取勝的結果。平民出身的漢高祖、明太祖尚算貼近民情，兵刃卻從未止息，而有白登之圍及盡戮功臣之禍；秦始皇、隋文帝嚴法治國，唐高祖、清世祖都是被擁護得勢而難言治績，唯獨重文的漢光武帝治績較理想。因而中國歷史出現一個有趣定律：長國祚的朝代治績最佳之時總在第二代，漢文帝、漢明帝、唐太宗、明成祖、清聖祖無不如此。只是這些皇帝的治績也大多伴隨着文治夾雜軍事功績而成，以文治道德而令「四夷賓服」的儒家理想畫面，其實從未出現過。

首都充斥武力痕迹

若說明清時代的朝貢制度是最能撇除軍事因素的「四夷賓服」（當然大家也知道那是在於經濟原因多於文治），則同時亦有弔詭之處：明清時代的首都北京城，卻是充滿軍事因素的都城。事實上歷朝歷代的都城大多以政治因素為首要考慮，關中的長安有險要地勢保護，洛陽雖無天險但有利於控制東部，北京則用以抵禦北方民族，強調的都是軍事優勢，縱在唐宋後經濟南移仍不改北方建都的長久做法，可見政權對武力的重視。

正由於開國君主多以武力得天下，當時的治國方略，很多時也類近軍隊管理，以至治世多於下代才成熟。不消說秦始皇、隋文帝的嚴刑，單是漢高祖賴以收買人心的「約法三章」，史學界均認為是軍法；明太祖初年的殺戮，源於嚴密監察體制，也與軍隊倫理及諜報關係密切。當然以傳統儒家來說，兵與刑之間本就有所關聯，《禮記‧月令》記立秋之月「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同時也應「戮有罪，嚴斷刑」，重點都在殺戮；而且《禮記．月令》不停說不合時令之政會引發兵禍，亦即兵是給君主的刑，而戍兵在古代也是刑法之一。

儒將的傳統

這其實並不意外，雖然中國早在秦漢時期的三公體制已明確把軍政分開，但在上古還是部落體制的時期，戰事頻仍下軍事首領通常也是政治首領或首領繼承人，夏商朝代的國君便兼有軍事統帥的職能。這種遺跡仍可在先秦諸學中窺見一二：牽涉治國之策的無論是儒家、道家、法家還是兵家，對於刑德（文武）兩邊均同樣重視，以至漢代以後出現「外儒內法」治國方略，也不過是在重視德治的儒家思想中再提高刑法／軍事的重要性。此所以中國才有「儒將」這一外國所無的特殊人種，在飽讀道德之論的同時，也理解軍事的重要，文武並不分離，而且歷代不缺，尤以三國將才、唐代出將入相、宋明進士出身的將領最為著名。

當然也不是說文治虛有其表，畢竟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國家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只是它在操作上遠不及法重要：在「內法」的政策下，「外儒」其實只能滲透於士大夫（或有志於士大夫）的階層，實際操作上儒家從來不及法家透徹（最簡單地理解，看看「為父報仇」的法律變遷便可知悉），正如費孝通《鄉土中國》說中國人的仁義道德只在私人關係裏才成立。沒錯，儒家治國說到底也離不開法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