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教育奇蹟」疑問——當我們在討論「儒家傳統」，我們在討論什麼？

東亞教育的問題，近期在BBC紀錄片《中式教學適合英國學生嗎？》熱播下已成為熱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趙永佳教授上月末的文章〈「東亞教育奇蹟」的國王新衣〉，引述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認為「普魯士基因」和儒家傳統合流形成現時的「新科舉」，說得頗有道理。只是從古代外儒內法的思想下，究竟「新科舉」是否真的能以「儒家傳統」就能解得通，卻不禁令人懷疑。這正是現實的討論模樣：討論教育問題太簡單地聯繫至儒家，而未深考背後究竟是什麼。

日韓歷史上都沒有真正的科舉

如果說現在的應試主義源於古代科舉，大概沒太大異議。而中村修二以韓國的補習風潮來說明東亞教育的應試主義，的確跟古代科舉模式有相關之處，稱之為「新科舉」或許並不為過；只是中村修二的祖國日本，其實從未流行過科舉，甚至日本也沒有真正的「儒家傳統」可言，因而令我有一個疑問：這樣的日本，為何反而是現代東亞世界裏第一個實行應試教育的國家？

日劇《13歲的Hello Work》（13歳のハローワーク）所描寫的1990年日本補習學校

近讀已故韓國記者李圭泰（이규태）的《韓國人在想什麼》（韓國人의意識構造，한국인의의식구조），書中提到韓國人重視學歷多於個人能力，談及的原因也不是儒家傳統或科舉制度。歷史上，李氏朝鮮時代的科舉也不是「真科舉」，在統治階層「兩班」的壟斷下，能通過以漢文應考的科舉晉身兩班階層的平民屬鳳毛麟角，因為起跑線的不對等，科舉事實上淪為「兩班」互相競爭或爭取世襲的一場遊戲，而不像中國科舉那般尚有機會迎來苦讀之士的出頭天。

向上意識與階級結構

對於學歷主義，李圭泰認為其「本質」在於韓國社會的「向上結構」，亦即上向流動的意識。事實上，李氏朝鮮時代末期曾湧現「兩班化」傾向，「儒生」戶籍人口大增，平民滲透兩班的生活習俗。這種傾向的生成，最大關鍵在於森嚴的階層體制，平民才會想向上流以獲得最多利益，以至韓國人至今仍很重視等級秩序。

重視等級秩序這點，古今的日本也一樣。古代一直由貴族統治，平安時代末期至幕府時代則以武士為統治階層，能突破階級的只有極少數，縱在江戶時代中後期町人崛起而獲得實利，打破了武士壟斷經濟的常態，卻也一樣難以干涉政治生態。

對比起來，連敬語語法也沒有的中國，等級觀念雖然未至於日韓那麼強，但當官的卻依然令人抱有光環，當然這是古代把當官視為最高尚職業的遺留；而且中日韓至今同樣流行交換名片，卻也同樣表露出對名位的渴求，及以此來獲取社會認同的想法。而當東亞進入人人機會較平等的現代社會後，森嚴階級養成的向上意識在舊代階級消失下便形成現代的向上意識，也就是學歷主義。

群體化的歷史脈絡

若說向上意識只是環境因素的話，那麼真正促使東方社會向上的，就是社會上的單一價值觀。我們可以以現代企業作為例子：西方僱員崇尚的，是如何彰顯自己的價值；而東方企業需要的，卻是僱員怎樣適應公司文化。此所以中日韓都會有很多給入職社員的培訓及禮節，實際上與其說是教他們如何工作，不如說是教他們如何適應在這家公司如何工作。譬如韓國最聞名的是「免新禮」（면신례，給新入職員工辦的宴會）中的「爆彈酒」（폭탄주），作為加入群體的認證。

若認為這是儒家所帶來的群體依賴意識，則未免想得太簡單：在孔子以前的世代，周公早已創立以家族主導的宗法制，再之前中國早已進入家天下的時代。這種適應群體的單一價值觀想法，其根源應在東方社會古來的群體生活習俗。風土學者認為，東方位處季風型氣候，東方人性格上較順從（和辻哲郎）；而半山半野的環境，則形成強烈的家庭意識（赫爾德）。現實地想，或許在魏復古的東方專制主義基礎上，我們可以再深化思考：在東方的惡劣環境下，群體生存模式可能是令種族存續的必要因素。

也正是在這種社會結構下，東方社會較強調的是縱向的人際意識，譬如等級、輩份、社會地位，這些都是由社會共同體賦予的，對群體存在依賴感，與西方人看重技能及個人特點的想法完全不同。

在這單一價值觀的環境下，在漢代起被推至高位的「儒家傳統」才有植根的空間，進而再成為中國與韓國單一價值的推手，而營造崇尚讀書（並非讀書吸收道德本身高尚，而是因為階級可以向上而高尚）的氛圍；也因此日本雖然「儒家傳統」並不深厚，但同樣也是單一價值的國度——貴族永世為主、平民安守本份，才催谷出現代以讀書來達成貴族化的想法（當然這從德川時代的俗文化如歌舞伎、妓院的不同程度趨向貴族化都能看到）。

我們要探討的東方教育文化，或許應是這些「儒家傳統」背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