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有西國,苦求識者問東洋

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醫療劇《Fragile》:揭穿表面繁華的脆弱幸福


之前說到湯禎兆提及沙林毒氣對日劇的影響,除警探劇以外,另一大增劇種是醫療劇,而上季收視第五位正是醫療劇《Fragile》(ファジャイル)。雖說故事結構仍是一貫熱血新人×出格前輩的典型育成風格(原著是漫畫),新意欠奉;但特別的是它既不走一貫脫離現實的神醫藥到病除路線(如「孤島」系列[Dr.コトー診療所]、《救命病棟24時》系列、《醫龍》系列),也不是權鬥或對抗醫療體制(如經典《白色巨塔》[白い巨塔]),而是淡淡地告訴我們,現代社會中的醫生應是怎麼模樣。


不是天才的真實感

嚴格來說,以主角的診斷百分百準確而言,《Fragile》也並未真的跳出醫術天才的路線,只是意義大不同:病理醫生不是執刀者,而只是冷靜在後面分析病症,摒棄了吊人胃口但千篇一律的生死時速或血腥場面,取而代之的是探討人與醫療的關係;而所謂的百分百準確,從第3話驗了四次都認為沒有決定證據確定病症,那與其說是天才,不如說只是知識淵博而謹慎的醫生罷了,並非有什麼神乎其技。


正是還原到平實的醫生模樣,才有探討真實醫療問題的感覺。劇中花不少篇幅談到同類劇很少大書特書的醫生自尊心問題,而且牽涉的還是王牌醫生、副院長、領域權威這種醫院骨幹,又或部門主管護着有望下屬,醫生們不願接受其他部門的意見,頗令人思考醫生重視自尊或名譽多於病人是否普遍現象,尤其在東方人的文化體系中,現代醫生都是苦讀十數年的尖子,那種社會帶來的榮耀感及壓力(尤其近年東方都泛着貧富懸殊而出現階級仇視的社會現象),並不是這麼簡單就能除去的。當然故事的對比在主角願意為病人而低頭道歉,也為了怕斷錯症而想鬆懈地問老師來獲得答案(劇中的說法這其實是逃避),那說的不應該是我們印象中的現實理想醫者的模樣嗎?


我想那就是故事的核心,並不是那種一個頂十個的精神論(強調準時下班,作為對照的是《救命病棟244》對於醫生工時的爭論),也沒有自封神聖(對病人的道謝不感興趣,對比參照自是講述窮鄉僻壤行醫的故事),而只是在簡單還原作為現代醫生的最基本形態——尊重病人。而作為對比,其他醫生出現的問題,大概就是反映着現在日本的醫療問題,這點在劇中有面向極廣的描述。


譬如權鬥,劇中並不糾纏於一般故事涉及的部門去留、人事變動甚或背後勢力、黑幕等等,而只是簡單藉着副院長被損尊嚴而公報私仇來帶過部門存廢,同時亦藉放射線診斷科主管被辭退來道出社會與科技變化以致醫生工作性質改變(甚至輕慢對待病人)的問題,說的依然是對病人的尊重。


成本計算遠勝病人利益

而部門存廢本身訴說的,也不是無聊的權鬥角力,而是當今東方尤其大中華地區在經濟下滑的節骨眼上最迫切的問題——成本削減。在看帳目的高層眼中,病理科是空獲薪水而沒有實際付出的部門(因為功勞都被前線的醫生拿光了),變成了可被替代的存在,成為節流的目標。節流當然是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現在進行式——以香港為例,近來引起輿論關注的報章高層被辭退,不也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嗎?故事極為類似,同樣是講志氣講道德的工作,同樣是貢獻比薪酬高得多但在帳目上看不出來,在上位者也只會看那些冷冰冰的「沒有盈利」數值,然後搬弄藉口趕走對頭人。彷彿沒有直接的「經濟效益」,就等於沒用。


更可對應的是,在這被大型機構不斷逼迫而苦苦容身的主角,明明是吃香的病理醫,但仍然選擇留下來無聲無息地為病人斷症,把角色還原為最理想的形態——實踐社會責任高於個人榮辱;所謂有風骨的報人,容身於高層壓力與社會批評之中,也同樣只是把本應扛起社會責任的本質實踐出來而已。當然在現今犬儒的大眾眼中,這幫傻子不另謀高就大概就只是自取其辱,正如現刻港人在恥笑留下不辭職的人是無膽匪類一樣。也正如這部劇的官方宣傳,是用「変人」(怪人)來稱呼主角。


對於節流的具體措施,劇中說得十分細緻:冷待那些用普通檢測測不出是什麼病的患者,又或說服病人盡快開始療程,賺的是醫院而吃虧的是病人,醫院的算計可見一斑。但這也只是小事,問題在於削減成本或「增加」效率下導致誤診(第1話、第3話、第6話的故事都是如此),才是最荒謬的現實。因而故事情節重心放在病理科如何尋找病症,具有諷刺不理會病人粗粗斷症及為利益奔波的醫療現况上(正如第2話說醫生一般在首10秒而非30法則秒就斷了症的現實)。或許更令人思考的是,忙碌緊迫的環境中是否磨蝕了醫生的初衷而形成僵化,或者說是否僵化的藉口,那才是現今醫療的本質問題。


細緻嚴謹的僵化

另一個較少戲劇涉及的是日本的藥廠。劇集把它置於最後兩話,重視程度大概不需多說。黑箱作業般控制或篡改數據,又或陰招拉低對手的數據,究竟是否現實我們雖無法得知,但如住了日本逾二十年的Alex Kerr的《犬與鬼》提到,日本政府在新藥試驗上沒有硬性綱領,因而日本藥廠與醫生一直有抽佣的常態關係,結果就是日本教授寫的論文很多都不適用於國際。在此看來,劇中描述的藥廠與教授的密切關係似乎並非捕風捉影。


作為東方人尤其台灣及香港人,我們總有一個迷思:就算日本經歷了迷失的二十年,他們的文明早已超越我們太多太多。但像上述提到一個只是回歸真正意義的醫生所面對的問題,資源競爭、虛榮心、工作心態、權鬥、利益瓜葛,都能扭曲對待病人的態度,千瘡百孔的程度已遠超我們想像(或許正是作品標題的用意),亦正如很多日劇所提到的拚命掩埋醫療事故的做法,相比香港那沒有後遺影響的打錯針也會被視為重要新聞,或者台灣那種醫生照顧病人的方式,日本早已變質得常人難以接近。如果說日本是東方世界的前車之鑑的話,我們倒要思考,若繁華是以表面工程構建而成,那麼我們還應否繼續羨慕?例如日本被推舉得厲害的守禮公民意識,與犬儒本來就是一線之隔;細緻嚴謹的態度,也常常有易於僵化的問題。


若再擴至社會來看,現刻香港與正在文明病中的日本越來越似,上面的特徵在香港也大多存在,唯一最大分別或許是社會的躁動——起碼我們對着社會的不公不願坐以待斃,雖然家長年紀與思想的人仍然傾向家長式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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