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有西國,苦求識者問東洋

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教育撥款爭議(一)——新一屆政府的「恩惠」


暑期休會前的立法會,在4名議員被撤銷資格後變得風譎雲詭最終「最有共識」的36億教育撥款在部分議員的不合作下勉強通過,其餘不少撥款項目被拖垮。除了兩個陣營的衝突外,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新一屆政府面對首個風波所透露出的管治思路,確實不像教育界議員所說的努力爭取,而只屬政府的小恩小惠。


政治與民生 如何分途?

由於上任特首梁振英的特立獨行,為新一屆政府埋下大量政治炸彈,林鄭月娥新上任即有種疲於奔命的感覺,譬如取消強積金對沖問題立刻明言與上屆取態不同。而其中一個重量級政治炸彈正是議員被撤銷資格的官司林鄭月娥上任時法庭已審理完畢,只能被動等候宣判。

但現實上政府入稟控告議員時林鄭月娥還未辭職參選特首,亦即她在選舉起應有半年時間準備面對此番風波,近來的應對卻並不理想——或許是她從未想過4名議員全被撤銷資格而引發大力反彈,又或許是她想冷處理以撇清與上屆政府的關係,最少從觀感而言,她的處理反而在否定其所謂修補行政立法關係的願望,尤其大聲說「希望立法會議員處理經濟民生的相關工作要與政治分開」,令懂得思考的正常人哭笑不得:不消說她本身是政治官員卻訴諸議員而不解決政治問題,政治本身就是牽涉資源分配的問題而直接觸及民生,若抽空政治只談民生,政治還有需要處理的意義?同情地理解,可能是由於權威政治裏公民不能參與而可以政治民生分途,但在強調公民參與的議會體制裏,我真的看不出民生如何可脫離政治——那是一種依舊行使權威管治的先聲?(立法會再度被架空?)


這大概是本屆政府想要樹立的與前朝不同的「新氣象」,但在我看來其實與前屆分別不大:天秤同樣向既得利益的建制派傾斜,只是手段圓滑一點罷了。令我感受最深的是關於教育方向的問題:雖然我也覺得增加教育資源無可厚非,但她把教師加薪與「吸引人才」掛鈎並把撥款列為教育政綱最重要部分,便明顯不了解(或不想解決)教育的深層次問題。

加了錢 卻未理會結構問題

最顯易而見的是近年吵得最厲害的學生自殺問題。我想說的不是官方研究計劃官腔無比或BCA是否取消的問題(正如前年談及TSA時已說過,取消TSA無助消除操練文化,現時BCA標榜不用操練,書展最火的還不是給兒童的補充練習?),而是作為前線最大的把關難題——學校關顧不足,與學生建立不到互信關係,恐怕現時教育最大問題不是「人才不足」(按某朋友的說法,能力越高的人普遍而言越不懂關顧他人),而是「樂於教育的人不足」。身邊太多熟人都是教師,最常見的抱怨不外乎:工作量遠高於老教師而薪金卻遠有不及,沒時間資源關顧所有同學而只能盡力維繫小團體的感情,人微言輕永遠在底層對學生只能幫得就幫。對他們而言,就算教育行業薪金不高也依然會選擇教書,可惜這些「真心膠」卻是最「不聽話」或最好欺負的一群。


再拉遠來看,這是整體社會的問題。上一代人常歸咎年輕人不努力而不能出人頭地,我嘗試簡單而較科學地推算年齡結構的演變:按自己及身邊人的工作經驗來推算,假設一間公司有20%管理職位,而四成上年紀的人因經驗、資歷晉升管理職位,來看看現在跟20年前「向上流動」的機會差異。


以此例子而言,兩個年代年輕人的上升機會大概差了兩倍雖然套入不同數字會有偏差,但怎樣計算也改不了現時上升機會遠比以前差的事實)。以一般公司中層與低層員工的工資是兩個層次而言,政府還敢說年輕人買不到樓只是樓宇階梯、供應不足或內地人搶貴樓價等顯而易見的問題?

十年前vs.十年後

如果大家還記得15年前的教改推出過所謂「肥雞餐」,其諷刺就不言自明:相對以前勞動年齡結構還算合理的年代也要以教改為名強迫退休,現在年齡結構已極不合理卻仍放任不管,教育界整體老氣橫秋,高層極少能接納新教師的想法而大多提拔「聽話」的人,早已是常額+學位教師職級而等退休/等放工者大有人在,就算成了常額還是要面對能否升上學位教師職級的關卡(註:現時新入職者大多屬文憑教師或教學助理)而只要管理層由舊思維的人壟斷(在教會這類利益團體下這是十分有可能的),新一代不斷加班卻不會升職的結局還是沒有改變,這樣的教育現實如何能關顧學生?但這種重視人際關係的「舊體制」與崇尚實力的「新體制」的衝突中,其受眾卻是早就徜徉於「新體制」的學生,導致學校要麼顧客至上式「服務」家長,要麼權威式壓制反對聲音,都與新一代環境脫節,縱有教育人才亦難以生存。這是加薪就能解決的問題嗎?當然當中隱含的問題是,在司徒華爭取待遇後教育界薪酬屬於高水平,尤其回歸後香港經濟不穩導致大量畢業生湧進教育界而供過於求也不用說得太遠,我那些屬於考試勝利者的中學大學同學便大量成為教師,形成一種由僱主校方主導的剝削體制,以及教師越趨「講金不講心」的產業化。


記得去年看到有報章讀者投稿說,十年前大家還在討論教師同工不同酬(學位教師、文憑教師)的問題,現今卻退步成討論合約教師的問題,那麼這次教育撥款希望大增常額教席,只不過是回到十年前已然惡化的教育生態,卻還是沒有應對年齡結構已漸崩潰的現實。回到整個社會的狀態事實上社會早就為人口年齡結構發愁,才有輸入新移民及專才的不同政策;但在社會的右翼輿論下,新移民彷彿都是領綜援而無視新移民領取綜援比率並不高的現實,更不用說其經濟貢獻(低下層職位很多時都由他們參與)。而近年最明顯的人口政策問題自是梁振英截停「雙非」後卻沒有其他人口政策跟進導致後年適齡學童將會懸崖式驟降人口結構更形脆弱(低出生率也正是教育界資源縮減的原因)。

貧富懸殊不斷惡化

只不過最大問題是新移民很多時只能入讀較弱勢的學校,這些學校卻由於管理或教師不足/無心的問題令新移民不能融入成為真正的香港人,形成惡性循環——連一般中產香港家長也慨嘆教育起跑線越來越不公平,再看看那些形形色色學生選舉中新移民背景勝出者的經歷更能明白,他們的資源與土生土長的香港學生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而這更牽涉另一個教育大問題:教育界的貧富懸殊,既有直資加學費來增加實力,也有一些喊校舍細小希望政府多加援助、實則辦學團體極有財力的學校。



只不過按直資學校被審計署批評帳目及行政混亂、卻不斷有學校獲准轉直資且學費直線上升的情况下,很難不令人懷疑政府所謂維持「穩定」的思路就是要避免碰觸既得利益——不論是校長、直資學校還是舊一代人(旁證或許是新舊公務員的不平等),現屆政府似乎也不打算改革甚或「淘汰」已無心力的教師而寧可犧牲新一代有心的教師——那正是很多傳媒人及知識分子所述下一代的前景只會越來越暗淡(日劇CRISIS正是參考)。我不敢說將來是否真的如此,但至少這種老化且「做人緊要過做事」的辦公室政治纏繞下的教育界,正是我不少有志於改變社會的朋友誓死不沾教育界而寧可掙少一點投入非專業職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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