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有西國,苦求識者問東洋

2016年1月2日 星期六

《下町火箭》:職人精神表皮下的愛國精神


大概池井戸潤是近年最家喻戶曉的日本作家,不單《半沢直樹》爆紅,而且這三年來四齣他的作品改編劇(《半沢直樹》、《花咲舞無法沉默》(花咲舞が黙ってない)兩輯、《下町火箭》[下町ロケット])奪得晚間劇收視冠軍,連具有收視保證的系列作如《相棒》都能戰勝,其他改編作也有亮眼收視,恐怕不是《半沢直樹》熱潮那樣就能解釋。


池井戸潤的王道與職人

固然由於《半沢直樹》的大熱,這一班幕後人馬似乎找到了一套收視方程式:在同一幕後人馬製作的《半沢直樹》、《羅斯福遊戲》(ルーズヴェルト・ゲーム)、《下町火箭》中,不僅上演着幕前人員的接續(通常是反派變正派)來拉抬人氣,更重要的是劇情架構的相承:反角早就登場上演正邪對決,並且不斷逆轉,近乎是現實版的王道漫畫。

石丸幹二《半沢直樹》vs.《羅斯福遊戲》
手塚とおる《半沢直樹》vs.《羅斯福遊戲》
立川談春《羅斯福遊戲》vs.《下町火箭》
若說這種王道主調在日本甚有影響力,應該沒人會否認——起碼《週刊少年Jump》(週刊少年ジャンプ)的長紅,以及擁有發行量紀錄的《One Piece》(ワンピース)、《龍珠》(ドラゴンボール)都是王道漫畫,描述漫畫界(更準確地說是集英社)的《爆漫》(バクマン。)也都不斷強調王道漫畫的讀者優勢。以文學發展來說,正邪分明的故事一直有着吸引大眾的魅力,因而傳統小說大多傾向正邪相軋。在這樣的基礎下,以正邪對決為賣點的《半沢直樹》、《羅斯福遊戲》和《下町火箭》擁有數量龐大的潛在觀眾,並不令人意外。

也因為《下町火箭》收視亮眼,自然便被拿來與《半沢直樹》比較,尤其當中也同樣有「以牙還牙」的對白,頗有提醒觀眾的意趣。只不過我想強調的是,與《半沢直樹》為工薪族出氣相比,《羅斯福遊戲》與《下町火箭》其實更具王道的氣氛:前者有熱血的棒球賽作為副線,後者則在於主角堅持的火箭夢,都有着深刻的王道漫畫影子;而且這兩齣劇故事如出一轍,家常便飯的逆轉、明線暗線交錯,甚至連商業難關(融資、技術應用)都類似,也強調以技術的優勢來克服困境,頗有王道的勵志風格。

但在日劇(現實)與漫畫(想像)對照閱讀下,最令我注目的卻非王道的友情、努力、勝利三大恆定法則(關於這點坊間分析已不鮮見),而是力量的憑依。如果說運動漫畫強調的力量是技術磨練,打鬥漫畫強調的是戰鬥技能,以商戰為題材的日劇講的應是營商的技巧,但《羅斯福遊戲》與《下町火箭》卻是強調技術的價值。

Made in Japan的國族意識

那要讓我們思考的是歷史上的階級問題。江戶時代借用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體制來打造階級,本來「工」的地位並不高;但江戶中期起商品經濟蓬勃,町人成為了社會新的重心,工商階層的實力有所提升,成為了獲社會正視的新興力量。不過那只是一個籠統印象,工與商兩者實際情况相差甚遠:商人的勢力膨脹遠高於職人,同時也惹來更多羨慕與批評;相比之下,職人受到的注目並不多,但在町人文化的帶動下,手藝佳的職人同樣獲得廣泛推崇(因而有「職人芸」這樣的詞彙),而且也不像勢利的商人那樣惹來批評,可說是被正面化的階層。而踏入近世後,在西方世界向來熱衷東方文化手工藝的背景下(例如浮世絵在西方引起極大迴響),國族主義抬頭而令日本重塑國家文化,職人更被鞏固成固有文化的重要一環,成為對外宣傳的利器。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戰後騰飛的日本工業,現在日本工農業發展根本上仍強調技術,亦令日本多層領域在技術層面上首屈一指,普遍如攻陷世界的等離子電視以至液晶體電視,專業如海底探測器,尤其講求性能及精密,令日本製品成為品質保證;在與職人相關的店舖網頁上(例如餐廳、織物舖),也常能看到「こだわり」(品質堅持)的字樣,均成就了日本人的一種隱性國族意識(就如日劇《Made in Japan》所述,日本人強調品質表面上與國家意識無關,但若以職人傳統為背景,便能理解品質的重視其實就是日本國族文化的一個體現,正如日本人愛吃自家製的農產品,在現時語境下不難聯想到韓國近年流行的「身土不二」,而更具先行者的氣息)。

從個人夢想過渡到國家夢想的癒療

不用贅言,這種強調品質的想法在日劇中比比皆是,無論在《半沢直樹》(主角老家的螺絲夢)、《羅斯福遊戲》(主角公司的影像處理器完勝對手)還是《下町火箭》(主角公司以技術渡過重重難關)都顯而易見。但需指出的是,《下町火箭》的突出之處,在於工藝技術不再停留在隱性國族意識層次,而是把它置於國家競爭之上,一如主角屢次強調的日本技術,製造國產火箭、國產人工心瓣述說的是日本有與外國並肩的技術力,不需仰人鼻息(話說回來,把研發國產火箭的公司的社長設定為理解技術重要性的技術員出身者,亦似有強調日本重視技術的意旨)。正如Alex Kerr《犬與鬼》(犬と鬼)所說的日本近年技術變得漸漸落後,其中一個體現正是國產火箭的失敗,在現刻日本經濟萎縮二十年來仍未找到出路的今天,這種由個人連繫至國家的最典型和式追夢(讓人不由得想起宮崎駿最後作品《風起了》[風立ちぬ]),不啻也一種社會療癒劑。

說是療癒劑或許太虛幻,現實上或許它也是一種解答。近年在韓國及中國的夾擊下,日本無論在營銷(《可畏的敵手,韓國怎麼改變的?》認為,日本敗給韓國的原因在於強調性能而弱於宣傳營銷)還是資源及規模上都處於劣勢,出口持續不振,那麼我們不難理解,就如我在〈《電波教師》收視評價與職人傳統〉所述,日劇之所以要強調職人傳統,更是想把它變成國家經濟武裝的一大武器。譬如《下町火箭》結局中反角提到日本過度嚴謹的標準,主角卻認為追求更嚴謹的標準才是正道,正是掙扎求存的日本工藝的縮影:生存之道,在於技術上的凝煉與更新。而《Made In Japan》的結局,也是以技術自豪的日本企業與規模龐大的中國企業合作來扭轉倒閉危機,在在顯示日本靠技術優勢來生存的想法。


只是現在的困境是,暴發的韓國與中國都由最初的學習日本變為自主研發技術,譬如三星的半導體技術已超越了日本,中國的鐵路及航天技術也逐漸追上日本(不說兩國近年常在高鐵競標上對壘,單是近期的國產飛機也頗有競爭意味),究竟日本抬舉職人傳統是否只淪為自我滿足,能否再保有創新技術的優勢,才是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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