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有西國,苦求識者問東洋

2016年3月16日 星期三

自殺頻發一瞥:階級與競爭的誤判


本來在東方世界早就尾大不掉的校園問題,近來再掀起極大漣漪。香港半年超過20學生自殺,而且大多與學業有關(熬過考試地獄的大學生更佔頗大比率),引得外國傳媒亦廣泛報道,連SARS時防止青少年自殺的宣傳片也重出江湖;安徽有中學生向女同學下春藥而引發極大迴響,連政協會議及人大會議也論及校園欺凌問題;日本學級崩壞自不必說,近日更上演荒謬情節:因為學校發覺錯記學生案底卻沒改正,導致該學生入不了心儀高中而自殺,學校出來謝罪;當然也不得不數韓國近年拿獎學金的「學霸」也要自殺。我們的教育千瘡百孔,卻從沒改變? 


只講填鴨應試 忽略背後階級問題

若說欺凌問題在外國也嚴重,那麼因考試而自殺或許是東方人的顯著特徵,就算南亞的印度,也同樣面對嚴峻的成績自殺問題。其實我們都知道問題表象:填鴨教育、應試教育,但真的只是表象——我們總很輕易地扣上「科舉問題」的帽子。關於東方教育的文化潛意識,這半年已寫了很多(東方教育奇蹟唯有讀書高TSA),再多說已無謂,這裏只想再強調一次:不要什麼也拿科舉說事,沒有科舉傳統的日本正是近代第一個實行應試教育的國家,何來傳統?要理解的應是科舉背後的原理——從階級分化而出來的強烈競爭意識。


或許我應補充一點,西方同樣也有階級問題:美國明顯分出白人、黑人、亞裔、拉美的等級,英國依舊有貴族群體,不過他們的階級一來階級與家族傳統關係極大,是先天而非後天的,二來是階級確實走向沒落而形式化,社會整體走向平均化發展,當然既然至今仍出現很多與階級相關的罪案,亦即階級實際上仍存在。最早現代化、最能對應文化淵源及適應的西方尚且如此,東方則更不用說:表面上沒有了「貴族」,但把人分等級、形塑「理想人生」的習慣卻從未消失(當然這當中牽涉到東方社會與西化適性的問題),最簡單看是職業仍分貴賤(日劇恆常的故事通常都是開工廠的父親與上班族的兒子,然後工廠倒閉或苦苦支撐,《半沢直樹》即是一例),以往階級消失不過是激發新一輪競爭及新一種階級。


學歷主義鞏固階級制度

譬如號稱「1億總中流」、史上最平均化的1970年代日本社會,看來沒有了階級,卻是應試教育的發展期,每個人都在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合乎社會的最高規格而戰,而不是為了活出自己(印象尤深的是,去年被ISIS殺害的日本記者後藤健二,母親收到噩耗後說的竟是「大家為了此事奔波勞碌,我從心對給大家添麻煩感到抱歉」)。比較顯淺的例子是,之前說到近年大熱的《暗殺教室》可謂日本理想教育的反射,卻在親切照顧每個學生下仍重視成績來重新賦權,同樣走不出社會框限的詛咒。


這正是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所說到的核心問題。所謂「學歷主義」本質就是在建構一種新的階級,所以上得到名牌大學跟三流大學差異就很大(而現在據說在韓國就算上到SKY三大也已經不再等於能入到大企業),然後至今進化至各種spec:韓國已變成實習、資格、外語全都成為換取成功人生的必需品,香港還好一點的只需考到大學——雖然要進好的小學中學同樣需要十八般武藝。當社會告訴我們讀書才能找到好出路,我們就只變成為了在社會生存而拚命讀書,卻沒想過「生存」的本質——一定要考到好成績、接受社會的規限才算是生存嗎?這就是悲劇的開始,既然讀書及社會狀態令我看不到如何「生存」,走上不歸路也是一樣的效果,何必要苦苦掙扎?


精英學生也自殺的世界

只是東方政府都一貫的只想解決最基本肉眼看到的問題(如果不是,那只能說官僚是沒腦袋的),而非對症下藥:怕填鴨教育、應試教育,香港的應對辦法是加上平時分、課外活動算分,日本則是以減課時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來應對。表面上課堂壓力是減少了,但競爭有少了嗎?考試成為學生重要日常這點從無改變,但要拚命的東西反而多了,問題更嚴重。然後大家繼續針對橫比下在世界排名多少來下功夫,便有BBC紀錄片《中式教學適合英國學生嗎?》。成績變差了,然後就有日本現在的「脫寬裕教育」(脱ゆとり教育),香港「母語教學」變為任君選擇的微調政策(這點極可笑,差生吸收確實有改善,但就因為不知誰界定的「最重要的」的英文成績差了,又變回逼那些跟不上進度的學生雲遊,只能說明香港從來都在追求成績),中文科重新考核範文,還原基本步,問題解決了?似乎結果只是那一代人被犧牲了。但尷尬的是不改革卻又是坐以待斃,還未大刀闊斧的韓國,也不見得有所改善,精英學校科學技術大學的自殺趨勢早已見怪不怪。

你怎樣看「接受寬裕教育的世代」?(資料來源:www.garbagenews.net/archives/1623917.html)


很令人費解,顯而易見教育問題在於我們無窮盡地追逐「競爭力」。從各個世界評比可知,東方所說的競爭力與西方不盡相同,西方的競爭力集中於社會環境,強調的是土壤;東方的競爭力卻在社會更在個人,強調的是種子本身。所以這種詛咒式的「競爭力」才會暗含拉人向上流動的意味,以至於會把它約化為可供量度「向上流動指數」的成績,而生出無數悲劇。這正是為何官員常陷入社會框限地解讀青年問題為「缺少向上流動階梯」,因為沒有晉升的階層而令他們沒有受益。問題在於為何必須向上流動才會有資源?明顯階級分化從無改變。這也導致在上位者一直都錯誤地以古度今,以為年輕人要的是社會地位,卻看不到他們問的是:為何我需要向上流動?為何不能是整個社會更平均而再無特權階級?


由人遷就社會 不是社會遷就人

但政府推動的,並不是令社會更平均的改變「競爭力」的詮釋(除了有「求學不是求分數」的空泛口號外,我真想不出政府做過什麼,反倒只令人記起它如何逼迫那些公開考試差劣的學校),而只是沿用傳統詮釋——成績仍是重點,只是分散為數種計分方法,不再只顧「考試」而已,但其他計分方法同樣崇尚競爭。然後對學生的逼迫持續,接着政府就說只是執行問題,從沒打算解開為何我們要崇尚「競爭力」而非人之所長的疑點。


悲觀地想,或許這是政府不想也不敢觸及的黑洞:正如問為何大企業要聘請大學畢業生,政府為何更要聘請「精英」,究竟「成績好」代表什麼?大家常說的問題是「學以致用」的學生極少,如果說專長,其他成績不好的學生也各有才華,對擅長的東西學習力自然高,為何要「成績好」的學生?我想到的只是對社會規限的適性及忍耐力,也正反映我們的社會在想什麼:要的是制度內的產物,而非制度外的怪物,因而大家習慣覺得學生克服死亡的衝動,也是一種忍耐力的測試(東方人愛慣性歸為「個別問題」),於是自殺潮忽然襲來,人們才驚覺情况已失控。如果要改變這種價值觀,政府與企業的整套思維都要更新,在現在的氣候恐怕誰也不敢承受這麼大的激盪,而越古老的國家也趨向於相信自身文明的保守,縱使這是數千年來從沒改變的問題也仍照信不誤(當然其弊端也在持續),這點中日韓皆是如此。

本季日劇《Specialist》(スペシャリスト)第1話

正是如此,香港現在談的跟進,卻是多開一些研討會給教師及家長,把責任交予前線就了事,然後自己坐在辦公室等半年後的報告。先不論半年後的報告會否談及社會價值的問題(雖然大家可以想見內容基本會是一些表面得廢話的東西),現在如何解救當下局面,似乎沒有這些「專家之言」就只能坐以待斃;反面例子正如是早前吵得興起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不敢取消下連自願參與學校的數目也不達標,可想而知教育局一直未切實掌握教育實况。(近來爆出的「不自殺契約」,也令我頗有回到中世紀歐洲自殺者要被懲罰的感覺。)



連處理方法都這麼可笑,難怪香港的教育如此不堪入目。或許唯一可慶幸的是,香港還未出現外地那些嚴重的青少年殺傷事件(旺角衝突本質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究竟距離有多遠,那就見仁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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