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MERS擴散 勿賴在儒家文化頭上

中東呼吸綜合症在韓國爆發後，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認為是韓國獨有的探病文化令其迅速擴散，不少了解韓國之士更認為是儒家文化所起的作用。但我卻對這頗有疑問：如果是探病文化的問題，為何同在「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近四十年卻未有過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也不是說完全與儒家文化無關，如果說儒家重視人際關係令家人親友到醫院探病的頻率增加，染疫風險當然會增加，這在重視探病文化的日本也一樣。當然也可以說，早踏入先進經濟體的日本，其公共衛生意識比剛擠進先進國家的韓國高得多；但從韓國學者研究說現代韓國人很多人上完廁所不洗手看來，其公共衛生意識遠遠落後於「先進」的範疇，仍未足以與數十年前經濟起飛前的日本相提並論。這衛生習慣的問題，與其說與經濟有關，恐怕更與國民習性有關。

共食文化

譬如香港於SARS起公筷普及，韓國卻還持續着同一湯匙共餵的食飯習慣，而日本則傳統已是分餐而食；又如隨地吐痰在韓國仍算常見，在日本卻是禁忌，諸如近年出現中國遊客赴日賞櫻潮，日本人便批評中國遊客亂吐痰。對日本人來說，這些習慣是自古流傳下來的意識——集體潔癖。

不少研究日本的書都提到，日本人普遍存在着潔癖。說的不僅是注重洗手潔身的生活衛生（雖然這被視為不會爆發瘟疫的基礎），或公共空間上節潔淨感，而是人際交往中同樣也有潔癖。日本人際關係的關鍵詞是「禮」，雖然這帶有強烈的儒家影子：公事上講求服從，人際交往上講究禮數，表面上與韓國也無不同；但其「禮」的極致卻是日本人的特有產物：親人友人間也講求空間及私隱，譬如日式寢鋪是夫婦分睡，吃飯也是每人一份的分食，每個人都有獨立的場域。在舊時代理想武士道中的禮義也是如此，有恩或有仇必報，既是對自身污名的淨化，也是把雙方的恩仇了結，來締造雙方再無糾纏的清潔感。就是在潔癖的想法下，日本家庭一般會教育子女不要給別人添麻煩——其實就是不要進入別人的場域，不要讓別人與自己有太多轇轕，養成了日本人共同的公德意識。出於對公德的重視，吐痰、亂扔垃圾等影響公共秩序的行為幾乎難以在日本街頭出現。

人際關係

但對韓國人來說，這種過分講求距離感的做法太冷漠。雖然韓國人也講究禮數，但大多是儒家所倡導的後生對較年長的敬愛；若是一般朋友的交往，陌生時期或許會較拘謹，但當與對方混熟後，就會展現出毫無顧忌的一面：與對方同飲一杯酒、同吃一碗飯、同睡一枕也非難事。這是韓國著名的「我們」的想法：把熟悉的人歸入「我們」的範圍內，遇到困難不問回報地互相幫忙，也會自由出入朋友、親人的家，形成一個生活共同體，把父親叫作「我們父親」，把孩子叫作「我們孩子」。這是依賴血緣、地緣或學緣等關係而生成的一種人際感情，極有古代集落生活的影子。或許這也是一種歷史因素：夾在強鄰中國與日本之間，賴以生存的手段就是團結一致，而這也是韓國自豪的性格。但也正因如此，韓國人在探病這種重視人情的行為上，對探病規矩這種「禮」並不嚴格限制，或者限制了也沒嚴格遵守，才會導致MERS大規模擴散的局面。

簡單來說，日本與韓國在人際關係的分別，實際上就是「禮」與「情」的分別，一個崇尚距離，一個崇尚黏着。就是這種黏着的性格，才孕育出比中國人更重視家族倫理的想法，此所以儒家文化並非韓國人情關係的深層原因（最起碼與朋友相交這點，就很有韓國自己的風格），其背後更是一種古風遺存——對一個既定圈子的共同意識。事實上，韓國傳統重視血緣、地緣關係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儒家初興時的社祭地緣結構頗有相通之處，即韓國的重「情」正是適合儒家發展的土壤，並與儒家的倫理價值水乳交融。而中國後來社祭結構瓦解以至文化模式變了另一模樣，則是後話。

My Dad譯作우리아빠（我們爸爸）

若把這套系統拉回在「探病文化」的探討上，答案顯而易見：與其說那是儒家孝道文化所致，不如說是「我們」文化所致更合現狀，除了有些人是探望認識的人（而非親人）才染病，韓國社會也普遍認為，不探望認識的人是不道德的事，相比儒家張弛有度的交往之道，這更是一種黏着的情感（如果是重視自己的中國人的話，恐怕會先考慮自身種種情況才決定是否親身探望吧）。那也說明了日本人的防備措施為何較完備：他們更着重的，是給予對方空間，當病人病重時都會有拒絕會面的限制，這是在崇尚黏着的韓國難以執行的，除非已到無可奈何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