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的帝國亡靈——兼評程萬軍《誰主東洋》

隨着兩會落幕，香港政府又吹起配合祖國「一帶一路」的風聲。先不說在中港矛盾背景下這議題極有爭議（單看施政報告注資10億一帶一路獎學金便吵得厲害），只說命名就令很多人不悅——為何一定要指涉古代的榮光？

中亞成為陪襯的象徵

單從性質來說，一帶一路政策本身並沒太多令人反感的地方，一如舊時的援助非洲，只不過今次的重點落在投資中亞西亞罷了，以國家策略來說極其正常。也當然2014年「一帶一路」的命名及把起點定在古時的起點西安、泉州，既應着同年絲綢之路成為世界遺產的文化層面，或許更重要的是凝聚國民榮耀及支持的強國榮光，這似乎是喚起亞洲文化記憶甚至認同感的策略。只是在這背後，究竟絲綢之路本身是什麼？

我們好像都很明白，所謂絲綢之路是溝通東西方的交易之路，是人類偉大的交通傑作，而潛台詞大概更在於，絲綢之路象徵着中國文化及貨品大量輸出、貢獻世界的理想。只是嚴格說來，絲綢之路之所以能成立，在於東西方各自有一個大核心，而中間的人則因這些利潤而奔波，亦即它代表的其實是東西方的繁榮與中間帶的窮困。現在也是如此，東西方再度形成雙核心，對照中亞的不興，對中亞人來說可能更帶有經濟不振的詛咒影子。

這樣我想起白永瑞（백영서）的《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사상으로서의 동아시아：한반도적 시각에서 본 역사와 실천），他點出歷史上的東亞秩序，都不過是以「帝國」為中心的秩序（若對應古代的說法，大概是華夷秩序）——由遠古至清的中國，到近代的日本，再到現代的美國，都是在中心國家擁有壓倒性優勢下，依其文化理論而樹立的位階秩序，因而中國崛起才會被鄰國警惕為中華帝國的復辟——現在的中國說的雖是「和平崛起」，但鄰國卻感受到被邊緣化及藩國化的危機（尤其在經濟上）。

此所以「一帶一路」的命名，更令人立刻串聯至「中華帝國」，不管中國本身是否如此想法。而事實上「一帶一路」並不包含日本（原則上在中華自傲的心態上，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是會延伸至日本的），且在中國的報道上，是一面倒中國形象提升的輿論（西方卻並非如此一面倒），看來國民確實為國家崛起而自豪感過分膨脹。既然我們不斷地鞭撻「美帝」的可恥，現今局面或許更要警惕，現已變成兩強角逐的世界競爭上，中國切勿變成「中帝」。

營造被害意識的自虐史觀

與此相合的是近來讀「資深傳媒人、知名作家、歷史學者」程萬軍所著《誰主東洋》後的感覺（很久沒有如此激動地看完一本書），書中強調中國以往如何對外忍讓對內殘忍，是近代中國羸弱的原因（書中名之為「漢才失血」），讓我大開眼界：好像完美詮釋了何謂井底之蛙。

就如大家熟知的一樣，明清以後的中國明顯是井底之蛙，國勢內縮多於外擴，作者追源至宋代儒學導致的文重於武，這在文化史上是十分常見的看法。用日本的術語，那不啻是一種「自虐史觀」——把明清時代的國勢妖魔化，以令漢唐那樣的帝國成為中國國勢的基本盤，或許當中更有把現時的擴張尋找肯定根源的傾向——既然我們常說要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辟，也是否應制止國家過分擴張？

對他國理解貧乏

但真要說井底之蛙，或許更在於書的本身，例如對中國老對手日本的了解。譬如提到日本南北朝時期拒絕明朝臣服要求時，說南朝懷良親王大有統一之勢，其實不理解日本南北朝時期發展：南朝長期處於劣勢，懷良親王也不過剛好對北朝取得優勢，統一無從談起，其管治內其實也只是能完整控制九州而已。而書中說到懷良親王拒絕是看不起明朝，但《明史‧日本傳》的說法剛好相反：懷良親王是鑑於元朝東征而懼怕中原再度襲來。因而所謂「看不起」不過是一種自虐看法。雖說德川幕府初年官方文件曾把清朝入主稱為「華夷變態」，但就算是鎖國政策，中國人在長崎的貿易仍佔有官方認同的一席之地，日本與中國的交流從未斷過，很難說日本官方看不起中國。

我想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作者並不理解唐宋以後日本的發展：一是從飛鳥到平安中期的長期和平發展起來的「國風文化」，日本在抄襲唐文化後開始探索自我文化（表徵就是沒有宦官、沒有科舉）；二是平安中期以後日本朝廷基本沒安寧過，從攝關政治到院政再到武家崛起，大權長期旁落，直至德川幕府太平卻鎖國，更不用說官方如何建立關係（而且不幸的是，鎌倉遇上的元對日本的思想衝擊是極大的）。而當室町幕府肯為貿易朝貢，而引發書中提到的寧波爭貢，說源於日本人爭先恐後搶着發財，也只答對了一半：事實是日本處於戰國時代，貿易等同於能強化自身實力。而事實上德川時代颳起的朱子學及陽明學風暴以至探尋儒家古學的傾向，也明顯源自明清學術發展，看不起更無從談起。當然更不用說把近代神道復辟定於1930年代，明顯為了指涉軍國主義，反而突顯不理解明治的國家神道，尤其無視大正時期的開明作風（或許也有可能是中國人不肯承認，山東主權就是在此時收回的）。

另一問題在於對西方歷史脈絡認知的貧乏。譬如說到英國的霸主地位指涉的是其民主制度及工業革命，當然泛論來說並沒有錯，但忽略了這其實並非英國的獨特之處，而是整個西方的氣候已向此轉變——當中忽略了的是自中世至近世歐洲一直都處於競爭狀態，因而與中國比較到的只是窮枝末節的地方。正如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西方憑什麼／西方將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指出，在18世紀那個時空，就算是法國出現工業革命也並不稀奇，故書中把法國寫為學習英國，其實是不理解整個西方的發展土壤而只以為是國別問題。

高舉「漢才」 卻不懂強唐不守於漢才

當然我覺得最大的問題還是對本國歷史的理解。我最大的疑惑是把唐代作為本書的起點的用意——無可否認唐是最盛之時，但作者是下意識把它當作中國的「正常狀態」？既然作者強調「漢才」這個命名，那麼選唐就引人發笑——唐代強盛之處正在於不守「漢才」，而是漢胡融合的開放作風。而把漢代呂后強權治國卻不敢強硬對匈奴說成是對外忍讓對內殘忍的「圈中狼」，也有莫名喜感：多得其夫的白登之圍（而和親之策呂后也是反對的），在漢軍的巨大心理陰影下作者竟能看到呂后有抗匈奴的條件，何如能不拜服作者的高見？

如此誤會幾乎每朝都有，譬如說宋遼交戰互有勝負卻和盟是孱弱表現，實則宋贏的只是守戰，反映宋在戰力較足的開國時期還是陷於被動，在失去燕雲十六州下能熬上多久實屬疑問，而且也太小看半牧半耕的遼國（遼國已懂得用火器）。而說宋末及明末很多軍人及知識分子投降來說「漢魂失血」，也頗為牽強：南宋襄樊守了極長時間，明代從史可法、鄭成功到陳子龍、清初三大儒，都以不降而受歌頌；而且降將歷代皆多，這些降者不受批評只因其投降的政權是漢族政權？那不過掉進民族主義的窠臼罷了。說清代自閉及奴隸制，那也源於有了民族的前設，固然清代的文字獄極盛，奴役人民甚烈，但明朝也不過五十步笑百步（而且以這理論，上世紀六十年代以「漢人」之姿破壞自家文化有過之而無不及，書中卻隻字不提），反倒其西部開疆辟土才成就現時中國版圖，要說失血或許只因當權者是「滿才」而非「漢才」？但中華文明本來就不是漢人的專利。

對傳統的誤解，再舉兩個明顯例子：把孔子的「仁」視為支持人殉源於把《禮記》貴族死時陪葬的「翣」解為妾侍殉葬，而不知「翣」原意是妾侍的羽扇，亦即以羽扇代人，與其人殉論述恰好相反。同一頁頁中說「閹割」是中華文明的獨特發明，全世界不學，頁底卻說「太監並非只在中國歷史出現過」（與前文不太銜接，貌似是編輯補加的？），自打嘴巴得明顯，然後把明代太監獨奪「之最」來說明明朝的自閉「去勢」，也罔顧漢代太監也同樣掌權、唐代太監連君主都敢廢立的事實（從明思宗一上場魏忠賢即完蛋可知，閹首不過依附於皇權）。

我不知「學者」之名如何來釐定，但借用球迷的術語，你支持強隊，是因為愛這球隊的理念，還是只是在做「勝利球迷」？若是以自虐史觀來激起大眾的愛國虛榮，那究竟我們愛的是國家的文化，還是國家的「勝利」而已？就如現在一帶一路所演示出來的中國「勝利」？這本來就含有歷史悖論：國家越殘破之時，愛國者才越多，正如日本的幕末，正如中國的清末，究竟現在強國下真正愛國者有多少，才是疑問。如果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中國主流代表的話，那麼中國的將來會是如何，真讓人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