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楊罵戰到陳欣怡禁藥——中國國族思想運作的典型

當歷史不斷重演，惹火的孫楊在兩場決賽獲得銀牌及金牌後，又惹來一輪口水戰，不同的只是今次「終於」不是由孫楊挑起。當然或許與先前不同的是，這不止關乎口舌招尤的問題，而是背後的國族邏輯。剛巧新近有另一名國家泳手捲進禁藥風波，正好可供探討論爭背後的中國思維。

國族語境下的道德寬容

孫楊之所以長期受到關注，說穿了不在成績，而在其性格。在社會強制下，踏進社會的一定要是成熟的人，這點在東亞國家尤為明顯，公眾人物甚至不能出現道德瑕疵，否則會被公眾唾棄，在娛樂圈這種例子多不勝數。但在這個前提下，中國的運動員卻是特別的﹕毁譽參半不是問題，因為有國族競爭下的成績支撐，自會凝聚國民向心力，最終譽一定多於毁。正如劉翔的結婚離婚，如果發生在普通公眾人物身上，大抵早已被口誅筆伐得喘不過氣；姚明的女兒是什麼國籍也有過一段討論，但很快就平息。就算陳欣怡藥檢呈陽性，立刻有媒體找來「專家」告訴大家不一定等於興奮劑違規，很多網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認為被陷害，縱使後來央視、泳協也確認了消息，國民還是一大遍「誤服」、「不相信」的意見。

這個邏輯的形成，在於不同於外國體制普遍把娛樂與體壇併合看待（同為公眾人物），中國體制是娛樂與體壇分開的﹕娛樂是大眾的，體育則是國家的，所以背負着國家使命的運動員的行為，反而有了一點放寬的可能。

這其實是很矛盾的一點﹕以傳統文化自傲的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教導我們「君子求諸己」，以修身為己任；但當碰到「國族」這個光環之下，所有道德規條都不再適用，唯有國家才是絕對的。孫楊的個性嚴格來說是「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起碼在我的記憶中，沒聽聞過北島康介或朴泰桓被人這樣侮辱），大家可以指摘澳洲或法國選手沒有風度，但孫楊的禁藥問題確是事實（以「誤服」來開脫是運動員的慣常說法，討論下去也沒意義），既然兩者都涉及道德問題，現時中國甚至官方媒體也為孫楊護航，就顯得不太尋常﹕當年孫楊說日本國歌難聽時，媒體為其開脫的多而沒有一句抨擊，禁藥事件時也是把焦點集中在相關部門而非孫楊本人；但評論朴泰桓的禁藥事件而面對長期禁賽時，卻強調他被誤導也必須負責。而陳欣怡的情况則更荒謬，在表面證供成立的事實下，雖然央視說「痛心」泳協說「配合調查」，但國人首先想的不是自我檢討，而是諉過他人，就更令人摸不着頭腦。大概是在才剛因禁藥問題而吵得面紅耳熱之際，突然爆出令立場垮台的事件，令國家榮光一掃而空所產生的不適應，同時也說明了國家面子比自省更重要。

因為「被迫害」 所以「霸氣」有理

如果說菲比斯／菲爾普斯經過吸毒低谷後還能受到尊重貌似不公平，那麼我們應該理解，除了菲比斯／菲爾普斯重出江湖後低調的態度與孫楊存在極大差異（但官方媒體卻讚許孫楊的「霸氣」），外國人狙擊孫楊禁藥風波還有另一原因﹕禁賽「疑似不公」。當年中國自己懲罰了孫楊禁賽三個月，但剛好趕及參加仁川亞運（一般說法是如果按照國際慣例禁賽期應會更長），而且期滿才公布，聽證會也是由自己而非國際組織舉辦，便惹來廣泛質疑；甚至在禁賽後也不理澳洲禁令用盡方法潛入澳洲訓練，而早已與澳洲結下樑子（當然愛國者們在這點上卻會覺得不留在他們熱愛的祖國訓練沒有問題，因為要緊的不是過程，而是結果）。

但中國的後續策略卻是，用後來國際組織的調查來支撐其做法正當（但既然是中國自己處分的，就算事後調查當然也只能是「沒證據證明有問題」的死無對證），而沒打算讓這些程序公開透明來贏得國際公信力。但這種外國人不信感，現在卻被形塑成被迫害的國族形象而形成向心力，才會令孫楊進一步神化成國族共同體核心，而衍生現在的罵戰（新華社記者語﹕不要總把中國當成『靶子』，你傷不起！）。而且當孫楊霸氣宣戰1500米後結果在初賽已出局，國家就找了很多解釋，但如果真如報道所說孫楊早已達臨界點，又為何如此高調宣戰來自毁臉面？另一搞笑點是，陳欣怡藥檢出現問題後，國人卻呼籲盡快公布相關信息，與當年對待孫楊禁藥的態度（沒有太質疑國家為何延後公布）正好是雙重標準。

體制表裏不一 仍被信奉

在傳統的脈絡中，這種表裏不一的矛盾一直存在，或者說對中國而言這根本算不上是矛盾。中國人古今皆常說自己是禮義之邦，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實際上古代「儒家」只流行於書生之間，是作為政權對內教化的「指導思想」，角色無異於現今的共產主義；而真正為治國所用的，就是漢宣帝所謂「霸王道雜之」，亦即後世所謂的「儒術」。「儒術」的內涵很簡單，一言以蔽之，私的範疇以儒來處理（即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公的範疇以法來處理，令國家向君權傾斜。而在沒有了帝王的現在，那就是向中央政府傾斜。正是在這樣表裏不一的體制中，自會產生表裏不一的傾向﹕明明國家枱面上要求道德，卻也讚賞「大義滅親」，然後父子相隱、報父仇這些儒家允許之事慢慢被取締。最終變成個人道德如何不要緊，「為了國家」（實質是指政權）或「大一統」（這個名詞原本也是在發展「儒術」的漢代被改造成現在的模樣）這個大義名分就是王道，才有那些明明政權高舉禮義，但前朝君臣總被污蔑、無德有功者受尊崇的混亂局面，亦即過程被省略，結果才最重要的「成王敗寇」論。

問題是在近代的解放思潮中，大家明明早已理解古代體制的問題，但當國家又再回到這樣的狀態中，我們卻只是唯唯諾諾地順從甚至助力，而沒有打算掙脫。政治上毛澤東再被送上神枱，而以奧運而言，國家把心力放在金牌（國家面子）而非運動員上，譬如說射擊首金是「雙保險」，從這詞語已可見我們在乎的不是運動員發揮到何種水準，而是中國隊「得金」還是「失金」——似乎中國奪金是理所當然，也反映大家暗地裏都認同中國追逐金牌的方針，意味着着緊他們辜負國家期望大於欣賞他們的努力（雖說網民今年有點反彈，但仍不礙媒體繼續論「金」，而且事實也是從網絡熱度可見國人對「首金」的關注遠遠大於其他獎牌或名將）。

因為在中國的文化體系中，既有農業社會的務實及組織，也有早已高度發展成熟的理性文化，以及早已大抵定下的疆域，因而自古中國最高的作用力既不像日本依附於宗教，也不像古歐洲長於征戰，而是重視人民管理的政治，政治思想才會極為發達，也才會有勸勉道德修身的長久意識。當人們的意識形態被教導着長年要與政治連成一線時，考慮方向自然常與國家（國族）掛鈎，而且在精英統治（儒術甚至儒家的本質也如是）的結構中也一直以獨佔鰲頭為目標，加之成王敗寇觀念，便形成強烈的衝金及重視結果的傾向，這點在同樣很早已繼承儒術政治的韓國也一樣。而其副作用也明顯：當牽涉到國族問題時，往往只會注視國家而不會考慮事物的「私」的一面，運動員的艱苦在國人眼裏常剩下「金牌」與「非金牌」的二分（或許也值得慶幸中國人在邁向database消費下還未喪失「大敘事」，但這背後的右翼情懷卻也令人高興不起來）。

回到孫楊罵戰的故事，正是在中國人慣常完美化國族領軍人物的前提之下（例如探討孫中山有多少情人、黃飛鴻被電影改造成普通武夫，都會有很多反對意見），孫楊才會在罵戰中獲得官方及民間的支持——他代表的是中國奪金的國族願望，所以中國人應該保護他免受侮辱。最經典的自是網民在評論王思聰舉孫楊罵過日本國歌難聽的例子後的反應——「到底你是不是中國人？」赤裸裸地反映國族意氣遠遠大於運動員的本業，當辯論失控時便會把國族壓倒一切包括道德（譬如在這事上王思聰最終就被不停以其他東西甚至人身攻擊，完全脫離事件本身），陳欣怡禁藥風波所出現的討論也如是。我不知道這是否真的稱得上愛國，又或者是否不這樣就稱不上愛國，但如果用這種模糊事物本質的半吊子心態來為強勢政治背書的話，那麼大家皆同意應當改革的國家體制，看來還沒有改革的可能。

追記：

當看到李慧詩在爭先賽贏了曾在競輪賽與之碰撞的澳洲車手後，香港很多媒體以「復仇」名之，與中國盲護孫楊其實別無二致。當然嚴格來說兩者核心並不相同，中國是依靠大敘事下的愛國主義，香港卻是倖存心理下的自保意識。這也是全球化下最大的課題：無論是哪一種，其結果都是右翼勢力抬頭，正是現時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