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及香港來說本應是慶賀回歸20周年的喜慶大日子，卻迎來極度「掃興」的異見者病逝，世界聚點完全從中國慶典轉移至黑暗的政治現實。當然中國還是貫徹始終的「外國不應干政中國內政」（香港人還不是無法過問？），但佔盡輿論優勢的西方，最終還是派不上任何用場，這不單在於中國的排拒，還在西方的破綻。
東方式道德加身的感召力
雖說劉曉波的消息在國內一直受到封鎖，尤其今年的嚴格監察下風聲更緊，但倒不等於內地人完全不把劉曉波當一回事——否則微博也不會禁貼蠟燭，連RIP也不能搜索，嚴密至此正好說明當局早已料到反彈較大。這不單有着中國官方不承認的「諾貝爾和平獎」加持，也因為自六四以來一直都在政治壓力下生存，斷送了大好前程，令劉曉波確確實實銘刻於很多國人心中，而不單單是「顛覆國家」的「叛國者」。
這個情况與前幾年流亡美國的陳光誠完全不同。根據內地人的說法，陳光誠並不太受國人尊重，源於其逃亡——一個維權者本身的人格若有污點，他就配不上英雄待遇了，因為中國是個若要有號召力（政客除外，中國自古以來的泛政治化眾所周知），就必須具備完美人格的地方，這正是前年周子瑜事件的本質。不用說早已出走的柴玲、吾爾開希後來越來越不受民眾信服，本被封賢的王丹早年「保外就醫」後，卻也有很多人並不喜歡他，認為他現時的生活離不開西方資金支持，失去了道德高地。
這種想法確實頗流行於東亞社會。譬如對岸的台灣，陳為廷爆出數宗性醜聞而聲名狼藉歷歷在目。日本政客一旦出了事就會把問題推給秘書甚至逼其自殺，單是剛過去的一檔日劇裏，《CRISIS》、《小巨人》（小さな巨人）及《REVERSE》（リバース）都有述及，當然還有日本人對日裔巴西人的歧視；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面具下的日本人》（A Japanese Mirror）亦提到日本人對赤軍綁架事件的反感，不在於其反社會或殺人，而是他們最終束手就擒，違反一貫武士道德的抗爭隕命模式。韓國前總統盧武鉉（노무현）生前民望不佳而令左翼失掉總統寶座，但其爆出醜聞後以自殺來重獲道德高地，即令大眾轉而極其愛戴，與同樣涉貪的首任民選總統盧泰愚（노태우）人氣差天共地；金文學《醜陋的韓國人》亦提及韓國人極度歧視份屬同根的中國朝鮮族人，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是拋棄國家的罪人。說穿了，這是古代東方把權威訴諸道德的「正統」觀念，與近代東方喪失自家「世界」統治權的國族觀念及自古便排拒「異物」的集體主義相結合，導致國民性格皆講求道德而排他。
餘命一個月才「保外就醫」的荒誕
因而當劉曉波以囚犯之身在中國過世，反而成就了其賢者形象——正因他既沒有喪失「仍是中國人」這個道德高地，也是以整條生命作為控訴代價，一如中國人常謳歌的古代忠臣——當然他的好友應不稀罕這樣的「加冕」。這樣反而凸顯了中國政權自身的胡鬧﹕在死前一個月才「保外就醫」的時間點，究竟是真的沒有察覺其身體狀况惡劣（雖說晚期以前病徵未必明顯，但若嚴密監控下也察覺不了，那倒令人思考是否監獄待遇本身就不太好而令人對抱恙太麻木），還是一直打算避開回歸慶典甚而十九大這些敏感時刻而執意秘而不宣，直至惡化速度遠超預期而真的解決不了，最終造成這猝逝而被世界怪罪的荒誕？那很難不令人認為，現時如此丟面子的「公關災難」，是中國咎由自取的。
中國的處理確實並不令人信服，但原本處於道德高地的西方，也同樣無力向中國施壓，令局面最終膠着。那不單是中國漸漸變成資本主義「天敵」的問題（在商機處處下西方不敢制裁中國），也是西方並未能完全把握道德優勢，在東方人謀求道德的背景下，無法太說服中國就範，以以往的魏京生或王丹方式處理。
雖說中國近年強硬了不少，但在信息不透明下，官方說法一直惹來疑問，因而中國還是有了一定的讓步﹕找來了兩名外國專家會診，無論是做做樣子加強說服力還是真的尋求（讓自己好下台階的）穩妥方法（最少當時確實有人認為那是可出國的徵兆之一，官方媒體《環球時報》也探討過出國的問題），那是一個突破點，也令兩名專家成為了報道焦點。
外國專家「安全轉運」減弱說服力
可惜結果是專家雖然一如外界期望般反駁了中國專家——質疑官方的「轉運過程不安全」，說仍可安全轉運出國治療（can be safely transported），給人中方在說謊的典型印象；但最終劉曉波的病况在專家會診不久便急轉直下，無法「安全轉運」出國，反而顯示出外國專家的判斷並不準確（撇除中方加速弄死劉曉波的陰謀論），以醫療作為突破口的想法落空，更賠上了道德高地。當然大家也知道西方的說法實際上更多是以「人道立場」為支撐，但在中國看來專家的誤判卻變成了追打對象，令《環球時報》天天攻擊西方政治化的立場更趨穩固，更自信地反對西方「干預」，也令劉曉波之死雖在香港以至境外軒然大波，卻無法對中國構成實質影響。劉曉波海葬後的《環球時報》社評便可看到其少有地不訴諸干預或陰謀論而是「理直氣壯」地抨擊﹕「它們質疑一切，還在劉病情危重的情況下強行要求把劉帶到國外治療。它們對中方沒有做這一安排進行了上綱上線的攻擊。中方沒有與西方輿論的無理指責進行糾纏」、「如果有外部力量拒絕這個道理，偏要插手或置喙，那麼事實會證明它們說什麼或做什麼將毫無影響」。
事實上不論中方或西方如何轉移視線或指摘，都蓋不住把患者政治化的問題（賊喊捉賊的一方或許更勝一籌？），甚至從對「安全轉運」的報道看來，擁抱言論自由如香港非親中媒體或西方媒體，也還是只把事件停留於政治爭拗的泥沼中，對病情的關注相對少得多（例如是否真的安全，媒體一直也沒有尋求獨立第三方評論，而曾接觸末期癌病人反覆病况的我也一直對西方專家的說法抱有懷疑）。這樣的輿論取態，某程度注定了劉曉波必然以政治犯之姿「殉道」，亦無助西方爭取更多中國人的支持。而結局亦一如所料，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中國又「避過一劫」。當然或許在中國這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天敵下，西方總是無法真的施壓，才是問題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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