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現代的成敗源於落後？——讀《中國化的日本》

新近台灣反對年金改革示威導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開幕禮一團糟，成為了國際新聞，卻也不禁想起其「前車之鑑」日本年金的逐漸破產——很多支持改革的人確實也以此為鑑。近來終於讀完晾了很久的與那覇潤《中國化的日本》（中国化する日本），當中說到一個有趣的歷史觀念問題，令日本在福利制度下掉進萬劫不復之地，對東方世界而言或許也是一種啟示。

每有開放苗頭 即退回保守

《中國化的日本》的主線其實一言可蔽：每次日本想改進體制與外面世界接軌時，都會被保守勢力拉回鎖國的道路。從平安時期（一度開放變回保守）、平家政權（開放）、鎌倉幕府（保守）、南北朝（南朝開放）、室町幕府（一度開放，然後戰亂）、江戶時代（保守）、近代（由開放到保守）到戰後（由有機會開放到保守），都按照這樣的模式行進——雖然我不太同意他頗欲凸出一般人的一知半解而特意貶抑戰國時代及織田信長令日本普遍無意識形態（攻克本願寺錯過了把日本變成以佛教為普遍意識的契機），畢竟織田邊禮待宗教邊遇佛殺佛跟日本傳統的無意識形態是兩回事，反而更像是追求政教分離、自由貿易太領前當時的日本而適得其反，最娛樂化的詮釋就是《信長の野望‧創造》。而包括年金在內的戰後社會及福利制度，正是契合於日本人一種古老形式的村落保障系統而發揚光大，說穿了就是一種回到寧願不要自由也要謀求保障的「江戶化」傾向。

這種說法極具啟發的是，作者不把明治維新視為「成功」、中國學不了西洋視為「失敗」（雖然作者對中國的理解似乎不算太準確）。作為對比，以近來在讀的也是晾了很久的微博作者徐燁《亞洲的叛逆》為例，正好代表典型的中國史觀（某程度摻雜馬列主義）：認為中國的皇帝專制是倒退的洪水猛獸，日本平安時期天皇大權旁落「挽救了日本的未來」，才能達成中國無法達成的維新，更把幕府體制視為較「寬鬆」的統治，忽略了日本長久以來的封閉及不自由比中國嚴重得多。《中國化的日本》則認為，明治維新的本質是慣性鎖國的日本終於與世界接軌，追至中國的水平——因為中國早就是與世界接軌的「流動自由」（或者說根本就是這套「世界標準」的首創者），社會體制上根本就沒有急切學習西方的需要——事實上直至現在，西方嚮往的民主在中國確實仍然不是政治重點，某程度上正是中國體制所渴求的自由從來都不是西方式的。

揠苗助長的「唐化」

對我而言，這更強化了我對日本歷史進程落後的想法。年初在〈為何人道毁滅雜種獼猴？〉說到，日本那「虛假」的愛好自然是歷史進程落後的產物，如果再向古處思考，其實早在聖德太子時代起，已出現了一般視為進步、我則視為落後的關鍵——遣隋（唐）使。表面上「唐化」是文物制度上的一大革新，但長遠而言卻並非如此：在還處於類似夏商周那種帝王與貴族的封建制共主形態下，大和王廷跳過中央郡縣制與貴族制融合的進程（漢至南北朝模式），而急於吸收已開始壓制貴族的隋唐式中央集權帝制，實行與貴族特權牴觸的律令制（及令制国），往好來看是能強化天皇論述而令「萬世一系」成形，現實則是無論怎樣把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央集權，都動不了早有地盤的貴族的勢力而最終失敗，其結果就是中國式均田制（班田）崩潰，變質成貴族特權持續的莊園制（唐代的「莊園」則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這種社會營造出的平安時期的貴族風情，日本後世自傲為不用再跟隨中國而自行發展的「國風文化」，說穿了就是天皇大權旁落下社會回歸古舊貴族制的結果，或許這才是「物哀」（もののあわれ）與原始自然連通的本質。而諷刺的就是，同一時期中國處於唐末至宋代，正是貴族正式衰亡而身份自由的時代——這也就是《中國化的日本》論述的開端。作者認為日本只能推進「國風文化」而不能學習宋代的原因，就是不能推行科舉——沒有足夠的技術（造紙術、印刷術）來傳播知識，雖然我覺得更關鍵的應是紙及印刷術在日本仍屬於「非日常」的東西而由貴族及僧侶壟斷（奈良時代已傳入印刷術，其時中國科舉也已成為入仕主流途徑），但簡而言之就是日本社會根本未能支撐起新時代的發展。

最美好時代——有保障但不自由的江戶

在早年過分進取導致貴族問題尾大不掉而長期掌權，而且在萬世一系不能改朝換代只能謀求各種貴族妥協的政治現實下，所謂不專制的「理想」體系的另一面就是不太可能開放——一觸動既得利益就很易立刻退回保守，源平合戰如是，南北朝戰爭如是，戰國時代也如是。也因此日本才會長期割據而直至近代還是處於村落制度之下（現代的会社在與那覇潤看來也只是「新村落」——所以年功序列才會如此重要），最終要借助社會終於準備好的明治時代的中央專制郡縣制才得以突破長久以來的困局（結局還是要走郡縣制才能到達現代），當然後來又是很快就又回到那熟悉的安全國度。而百姓也因受這套遠落後於世界歷史的身份制度束縛，歷代也只重視切身利益而非政治問題，直到現在甚至比沒有民主參與的中國還要務實，其最顯而易見的反映就是作為「有保障但不自由」的鎖國體制極致如周代封建的江戶時代及其現代版的昭和時代至今極受歡迎，被視為美好的過去。

當然戰後日本社會也確實依仗這種保守「成功」過——以会社作為「新村落」，由松下幸之助為象徵的「日式經營模式」繼續舊時代「有保障但不自由」的封建制（終身僱用但工時及工資榨壓，同時制度外的人如非正式社員就不獲保障），令日本達成高速增長一躍成為經濟大國而獲廣泛好評。但當這種保守的「村落化」抵不住全球自由化潮流而不再能像以往般退回保守的時候（最直觀的就是「家庭」已越來越單人化而崩潰），所有以舊體制為前提的社會制度全都成為了問題，年金制度、保險金制度才會成為死結，而比歐洲的改革艱難得多。

只不過至今仍懷緬着昭和而不太想進入全球化的舊時代日本人，似乎並沒有支持改革的打算（這就是上篇寫到的「自我滿足」的意義），而長期深陷泥淖。只能希望所謂有「人情味」的台灣，不要也跟着走進一個自我滿足的境地，到頭來換來長時間的原地踏步。至於以此為鑑而不肯推動退休保障的香港，則又是流動過度自由下不肯改革的另一極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