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柳海龍到曹星如——中國搏擊運動的文化問題

你發現近年中國掀起了武力熱潮嗎？說的不是東海與南海爭端，也不是葉問或黃飛鴻式武打片，而是最實在的武力——打架，自千禧年的散打到今天的MMA（Mixed Martial Arts，綜合格鬥）越來越旺場。恰巧香港近來娛樂及體育話題也離不開打架——既有職業拳擊手曹星如豪奪19連勝，又成為「港人驕傲」的一分子；那邊廂新免費電視viuTV的焦點節目《G-1格鬥會》找來女藝人上擂台，成為連日娛樂新聞焦點。「武力」的崛起，其實另有况味。

國族主義大於實質

得益於電視業近十年百花齊放，地方電視台在競爭推出形形色色的綜藝節目，較異色的節目也出現競爭，例如搏擊類——不是日本那種拳擊戰，而是規則極簡化、類似自由搏擊的拳賽，近年較著名的便有《武林風》與《昆侖決》。當然上溯源頭，十多年前的一系列散打王賽事自是雛形；但這些新節目所不同的是，重點已並非放在國內爭霸賽上，而是跟外國人對打。據節目愛好者的說法，如果比賽是中國選手對中國選手，關注度並不高；但若與外國人對抗，氣氛就差得遠了。

這對我們來說固然不難理解，在競技場上夾雜國族主義，是近代中國人的常見行為，北京奧運如是，孫楊的爭議如是，中國人卻自得其樂。就算以前的散打王中，最知名的柳海龍、寶力高，又或是直接參加世界賽的康永剛，名聲顯赫也不止是橫掃國內，而更在於擊敗外國好手（事實上散打王在後期也是以與外國隊對戰為主，早就失去國內爭霸的味道）。

「神奇小子」曹星如之於香港，也有着同樣意義。正如他的獲勝感言「香港人是可以的」，再結合過去一年保齡球的胡兆康奪世界盃後同樣打出「香港人可以」的宣言，英式桌球的傅家俊、吳安儀在香港獲得鋪天蓋地的歌頌，在中港矛盾的社會氣氛下，那不啻是一種類國族的自強意識。當然或許不同點在於，拳擊對香港人來說只是眾多爭得榮譽的項目之一，榮辱不再時便會尋找另一種代替，拳擊本身並沒有太大意義。

若以此點言之，中國的感覺就不同了。搏擊賽與啟首說到的外海爭端、武打片熱潮，在中國看來也都有同樣含意：同以武力為媒介，說到底也不過是國族主義的躁動，只是一個在於商業節目，一個是政治工程，另一個是故作文藝而已。以武力來顯出國族主義，那倒是簡單粗暴，當然對於中國而言也不止是土豪式崛起的意志而已，當中的文化情緒亦值得一說。

正如我在〈中國歷代的文治誤解〉所言，中國從來不像韓國那般摒棄武功，而承傳下來的諸般門派武術深入民心，令「中國功夫」不單是中國的國粹，更是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典型刻板印象之一。問題是這個刻板印象的背後指涉的是東方主義，其潛台詞與「落後」有着密切關係。

武術與近代中國的脈絡

說中國武術「落後」，不僅在於拳腳功夫近現代敵不過槍炮，近年更有電視台搞噱頭的請詠春高手與散打高手對決，終以詠春大敗落幕，似乎更在驗證武術不實用的現代中國人想法（固然也有很多專家說戴上拳套不利詠春，但從規則跟從搏擊來看恐怕早就有把詠春陷於捱打的傾向）。大概這是一種沉重的心理烙印——中國史上最具標誌的敗仗，當然不是詠春敗給散打，而是義和團「拳亂」慘敗給八國聯軍（宗教在此就不提了，慈禧也不會真信他們刀槍不入），中國須承擔史上最狠的戰敗條款——辛丑條約的四億五千萬両白銀，武術成為了古老帝制中國的催命符，成為了中國人心目中最屈辱的一刻。此後中國習武的心思都放到了學習槍炮身上，視之為「進步」而放棄「落後的中國文化」。以至至今我們談「武術」，比起實戰更強調修練的內涵——對個人的身心修練以至人生哲學（也可說武術本身並不太強調效率，但現代社會追求的卻是效率），甚至武術比賽也是表演套路多於真正比武。

不過近年的武打片崛起，似乎有重新反思武術的含意，形勢有所改變？或許是在富國下有重新發掘古老傳承的文化優越感的傾向，但這畢竟是商業運作，雖然打星很多都是紮實地學習功夫，武術傳承卻一直走下坡，拳館、舞獅後繼無人早已不是秘密，連香港象徵的武打片也缺乏年輕一代。而最大的問題是，現在由武打片發揚的傳承武術象徵人物黃飛鴻、葉問，其流行根源都不在內地，而是在香港。

這不是商業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黃飛鴻、葉問的事跡為何盛行於香港而非出身地廣東，武打片為何最初興起於香港（或者問電影界為何有興趣於此），李小龍為何選擇香港作為活動基地，甚至文化上最令現代人神往的武俠小說世界，梁羽生、金庸、古龍為何都於香港崛起，明顯不是單獨現象。

當然一個問題在於內地解放後酣於政治鬥爭中，只有興趣如何「進步」地超英趕美，整副心思都放在工業發展上，文化尤其傳統文化在「新中國」體系中無甚價值，更不用說及後的文化大革命。而在中西文化衝突的香港，其移民地的特色反而在面對西方文化之下卻更有一種鄉愁感，而導致無論粵劇還是功夫片都在這片「文化沙漠」中成長，才在中英文化並容下引領出七十及八十年代的新浪潮。

如果說近現代的中國是「文化喪失」的歷程，那麼在現今崛起下中國重新唱出尋找古代文化又是否能開展另一階段？若以香港在外國衝擊下保持自身文化的經驗來看，中國則正掉進另一個困局中。正如電視台會玩詠春對散打，似乎是一種「古中國」與「新中國」的二分法；而本來散打某程度上還可說是古代散手的新表現形式，但當轉換成現在流行的MMA說是混合世界各地的技擊方法（全球化的典型衍生物），中國武術的含量在中國選手中已甚低，反而是現代搏擊佔了主流，傳統武術似乎在持續被驗證其「無大用」而彷彿成了黑歷史。現今中國講求效率的思維下，常常強調「中國特色」（但很多時不過是政治定義大於實際），很大程度上是以戰勝西方的想法為目標（對應的大概是近代的屈辱感？），但對保存自身文化卻沒有實際內容，而淪為滿足於「傳統文化創新」的口號中。如果看過中國的「文化遺產」的商業氣味（最經典如麗江，最商業的大研最受歡迎，最「原生態」的白沙被歸為「只是外國人看的」），大概明白所謂「傳統」只是傳統在適應現代，而非現代在發掘傳統。當然完全脫離了古代生活的現代東方世界如何能保育古物，這一直都是難題，而現今中國對此卻看不到解決方法。

舊式拳館「逃亡潮」的諷刺

本來在全球化下，各國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均是如何在接受全球文化下保持自己的文化，當然適應其他文化也是一套生存方法。只是東方世界常常有個保存的大問題：在近現代只重視如何追趕西方下，把西方視為「東方傳統」的才是「傳統」，喪失了反思自身歷史文化意義的想法，正如日本人把歌舞伎、武士道、花道、浮世絵、俳句視為傳統文化，其實也只是近四百年的「近古」故事，遠不如式微得要緊的能劇、田楽、和歌那麼深刻。中國情况也相同，文學主流早由古詩詞替換成新詩及小說而被邊緣化，傳統戲劇則苟延殘喘而靠新表演方法（例如跟現代戲劇結合）來殺出血路，更不用說節日慶典的空洞無當（可參考的自是江陵端午祭的爭議，中國人對「端午」這種形式比「祭」的內容還看得要緊）。如果說這只是商業化那倒說不過去，問題在商業與傳統的平衡中我們為何會選擇放棄傳統，而不是在傳統中尋找商機。

與舊式拳館一直不斷的逃亡潮（無論是早代的港台，還是後來的美加）相合，從較有武術味的散打轉換至MMA，恰巧說明「傳統」在國族主義（與西方抗衡）消費中漸漸消失。香港何嘗不如是，以往擅長的武打片至今已「外判」出去（《黃飛鴻之英雄有夢》就是最佳例子，說的不光是班底，而更是當中的情懷），現在在曹星如的活躍下稍微喊一下拳擊，也不過是在現時的地區社會氣氛下由舊代的傳統情懷換成效率，無論是武術還是拳擊的前景在香港輿論中都付諸闕如。或許在這個最差時機崛起的中國，正印證着全球化下最差的結果——喪失文化中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