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議員「扑野」論 看香港的虛偽

某立法會議員出席論壇時用上了粗俗字眼，引來軒然大波，反應兩極。中年人自然覺得不得體，而年輕人固然覺得沒問題。這樣的世代鴻溝，更能看清香港主流思想的虛偽一面。 

粗口與階級角力

這裏的所謂鴻溝，最簡單地理解就是：粗口究竟算不算是禁忌？原則而言，無論世界哪個地方，越低階層說粗口的機率越高，作為社會中堅的中年人（尤其是家長）對新入社會且越來越看不到希望的年輕人的態度，自然是居高臨下的所謂「社會規則」的教導，以東亞地區的脈絡而言，也就是向「雅」的文化靠攏，所以「尊貴的立法會議員」自然不能如此說話。

但倒過來說，如果立法會議員自認基層，又能否說粗口呢？正如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陳健民說過，與基層市民打交道時曾要特意說粗口以打進他們的圈子，事實上香港所謂的「維園阿伯」常常也以粗口攻擊意見不同的人，我們卻習以為常（這其實十分弔詭：香港人覺得老人說也無妨，年輕人則不可以說，那是什麼邏輯？）。因而粗口之爭，本身牽涉的不僅是莊諧的問題，而是階級的賦權。

話說原本粗口之所以是禁忌，源於粗口內容主要圍繞兩大範疇：性與詛咒。在文明的演進中，作為文明化身的上層階級自然會封印性與詛咒這些野蠻原始之物，而形成文化上的禁忌（而極崇信「言靈」且長期保持古老民族風貌的日本人，卻沒有粗口）。而在不注重上層禁忌的民間，粗口當然不算禁語，光是《水滸傳》就有很多作為粗口的「鳥」字（按：雖然何文匯等「正音」人物避而不談，但「鳥」在《廣韻》的反切是「都了切」，與今天常用的某個粗口同音）。而更要注意的是，近年在自由思潮下，粗口明顯被認同為文化的一部分迎來了解放，因而歐陽偉豪談粗口的節目才會在網上成為熱話。

忌諱的是粗口還是性？

當然正正由於粗口是禁忌，因而衍生極多替代詞語，個人而言並不覺得在語言上有常常使用粗口的必要；而「扑野」（做愛）本來也是一個替代粗口的詞語，亦即並非真的「犯禁」。倒過來說，尊貴的人又用什麼詞語來形容「做愛」？就像某大才子提議的「交尾」、「雲雨」？有了文雅修飾，在那個場景上效果與「扑野」其實並無差異——就算拋了書包，不見得大家會覺得沒有問題，人們同樣覺得你明明不需要這樣說，為何用這些下流東西來說事（事實上很多人批評的不是用詞，而是聯想至做愛太迂闊）。沒錯，首先要搞清楚這一點，香港人忌諱的並非粗口或粗俗的話本身是否粗俗，而是其背後指涉的概念——把「性」視為不能公開宣之於口的禁忌，只是把粗口本身當成說詞。

之前在〈虛偽的禁忌〉說到日本對性的虛偽，其實中國人更極端。日本起碼在灰色地帶中並沒有取締AV，承認性的欲求，而中國人卻是在枱面上連提都不能提——就算最自由的香港也如是。我覺得矛盾的並不在於把性當作禁忌，而是主流明明道貌岸然地指摘別人下流（弄了這麼久，我也搞不清楚究竟別人指摘何俊仁在立法會裏看清涼照是用什麼理據……至少我不認為有軒然大波的必要），把性從表面封印起來，現實卻是深度評論或文章沒人愛看，而收視最高的卻是煽情/色情的文章，光是香港最大的兩份報章仍有風月版，已知大眾的趣味所在。既然如此，為何又要故作清高？

這正是以前數次說到的，東方的其中一個明顯特徵是公眾人物會被需求「完美人格」。歸根究柢，宋代理學被政權改造為極度形式化的指導思想，在東亞傳播開來，接通的自然是古代崇尚階級分明的體制。正如「粗言」二字，原本就只顯示位階，在歷史進程中變成加了品格低劣的意義，就有位階與品格連繫的意義。只是儒家本源並非如此，《論語‧先進》第一章：「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明言修養比階級更重要。當然在歷史進程下，這套思想被不斷改編成穩固政權的指導思想，而明清時代的形式化就是極致。

問題是在東方社會的脈絡下，直至現代還是不太有人敢於公開突破這種形式化，「範本人生」還是擁有極強生命力，但私下卻完全是另一模式。如果公開宣稱愛好「下流」，也會被社會視為無恥（因而很多中日故事角色都是表面正經暗地瘋狂），正如不想讀書就會被視為自暴自棄一樣（在明清時代的形式化體現，就是不考功名的浪蕩讀書人）。公眾人物作為大眾的夢想投射，當然還是要與「範本人生」接通——正如候選人宣傳時很喜歡把「專業」及「學位」拿來說事（某議員還說其碩士銜頭真的能吸引市民求助），「完美人格」也是大家專注之物（某候選人在競選時就被指疑似有婚外情，跟他做不做議員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甚至連家庭不和，也可被拿來大做文章（看看特首就知道）。在社會上被要求上進及高雅的體面，就是傳統以來一直給我們的潛意識（如果看過經典的《鐵齒銅牙紀曉嵐》系列的話，大概會對和珅常常說紀曉嵐「不雅」的台詞留有印象，那正是附庸風雅的反映）。

選前選後截然不同的形象

說到這裏，也請不要誤解，我並沒有偏幫那個說「扑野」的「尊貴的議員」的意思——不如說她本身也同樣是這種形式化的產物。選舉時明顯是賣相貌賣形象（不會有人天真得相信這只是社會強加給她的吧？），在選舉論壇時完全搭不上話也能當選，當選後接受媒體訪問還硬撐自己辯才好，反而說明她很理解這個遊戲的玩法——大家都是在做形象工程。此所以「扑野」背後反映的倒不是這是否粗俗或該不該說的問題，而是成為她這兩年那「清純」形象的反諷。作為註腳，新近有卸任議員說她的長髮不環保，便惹來極多批評，卸任議員的男黨友還以自己每天都花時間弄頭髮來為她護航，在在說明形式化在香港的重要。弔詭的是當然大家都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只是在自由/大眾壓力的說詞下，卻沒有人願承認自我包裝確實是浪費資源的自私（大家都只是批評卸任議員干預他人/高談闊論，於我而言不過是轉移視線），虛偽莫過於此。

無論說話者也好，批評者也好，這種虛偽無所不在，才令人對香港失望。當然大家也明白表裏合一的問題——在喜歡炒話題的當下，恐怕要進入立法會都十分困難，除非你像朱凱廸般不怕失敗地花十多年深耕細作。而也正因這樣，才令他未上任就已引爆橫洲風波，來證明立法會換屆的價值，這樣的感召力，比那些裝模作樣的議員要大得多。

追記：

事發一星期後，香港甚至連知識分子都沉醉在辯論雅俗的問題，在我看來實在不堪入目：那顯然是不理解所謂「中國文化」一直都有雅與俗兩個面向，以古代文人雅士為例當然會得出趨向文雅的結論，從民間小說尋找援引也固然能令粗俗得到支持，因而聊談文化尚可，以爭辯而言根本毫無意義。反而在這種局面下，各自為自己的立論大加粉飾，而不打算探求核心問題，正是形式化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