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 7風波——韓國國策破滅的象徵

擾攘多時的三星Note 7爆炸風波，終於連一直聲稱使用不同電池而不願回收的大中華區也以回收作結，世紀級公關災難成為了熱門話題。但對我而言，與其說是公關問題，倒不如說是整個體制陷入了災難——就算在未決定回收時也令人想到，三星以至韓國今非昔比。

會長住院與三星早衰

說Note 7象徵韓國衰落，絕非誇大其詞。只需了解三星集團佔據韓國GDP逾五分之一（還未算上關連企業），便知道為何韓國會被謔稱為三星共和國，而Note 7的損失必然直接反映於三星與韓國的帳面上（本月公布的預測已經發了盈利警告）。不過這也只是最能說明嚴重性的表面證據，我所指的衰落，在於整個體制的失效。

也不用說到據說被封殺的《三星內幕》（삼성을 생각한다）有如何多的韓國社會黑幕那麼陰謀論，光是從大眾所能看到的枱面體制，已足以說明韓國現在的問題。三星近年讓人感覺有點衰落，原因是其收益在2013年達到高峰，之後增長明顯放緩。雖然這與近幾年全球經濟不明朗有關，但從對手LG甚至韓國整體GDP到2014年才下跌來看，三星的「早衰」令人感到不太尋常。

當時年報發表時市場主要討論手機的銷售尤其被蘋果比下去，不過以今天回看的話似乎還有一個極大的影響因素：以前三星也試過利潤下跌，但很快就能振作（當年的預測也是全回勇），為何這次不行呢？因為2014年三星會長李健熙（이건희）入院了，至今仍臥病在牀。

這不是什麼魅力問題這麼虛幻的東西，而是確實的經營問題。由李健熙獨子李在鎔（이재용）實質接管公司的這兩年，三星的經營及形象都走向下坡，Note 7風波本身也是在這經營不善下的產物（對危機意識近乎偏執的李健熙根本不可能惹出這般公關災難），而且這場風波本身也可能令韓國產品形象毁於一旦。眾所周知，LG產品以水準不穩定聞名，手機配件尤其電池表現極差，因而事實上真正樹立起韓國高端產品形象的，也只有巨無霸三星；而在韓流有明顯消退跡象的現在韓星代言也沒有以往效果，質量變成產品的最重要價值下，三星的旗艦產品也出現質量問題，韓國電子產品的整體未來也可能有着前所未有的動搖。

強人倒下後的東方典型困局

雖然媒體說李在鎔若擺平得到Note 7風波，月底就有可能正式接班，但諷刺的是既然本身就是在他治下所引發的風波，倒很難令人寄予厚望；而且對早已知道三星由李在鎔掌管的消費者而言，他接不接班都不會給予人信心，但即便如此三星還出此下策，反而凸顯公司架構的嚴重問題：沒有了強人李健熙，真的沒有人能壓場了？

這點香港人肯定不詫異，李澤鉅實際管理長和系後爭議不斷，鄭家純接管新世界立刻債台高築而老父出山，郭氏三兄弟鬩牆，都反映強人退下後公司完全變貌的危機；更不用說當年經營之神松下逝世後其所建構的整套經營在後來的日本經濟反而變成負資產，又或去年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逝世的恐慌，那是東方式強人經營的模式。而對於韓國，這更是致命問題——韓國整個經濟都是由財閥支撐，後代接班只會迎來一波波危機。

沒錯，三星經營架構反映的問題並不僅於三星本身，而是財閥擁有舉世無雙勢力的韓國的整體社會問題。在韓國，光是十大財閥已佔去近80%GDP，是韓國經濟的命脈；但它們都是以家族經營模式發展起來，後代接班是遲早的事，因而繼承者們到了一定年紀就能空降管理職位，除了引起員工不滿外，在管理上更導致他們對前線的無知。Note 7的公關風波某程度上就是這層問題的反映：報道說最終停售Note 7是李在鎔親自決定（那不是廢話嗎，實際掌權的是他當然是由他決定），但拖了一個月才回收，足見他對於前線員工與用家的反應意識薄弱。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對於繼承者不食人間煙火的育成，令他們幾乎脫離了社會知識，當年外國媒體也是讚李在鎔是外國讀商學回流的精英，到現在卻也是他並未有一如被期待般的表現，更不用說前年的大韓航空太子女的「果仁返航」事件民怨沸騰，而韓劇也樂此不疲的大書特書富家子女的生活。

韓國財閥經濟政策面臨崩潰

這不僅是韓國的帳面數字那麼簡單，而更牽涉韓國本身的國策。1997年金融風暴以後韓國的崛起，很受外國讚頌的一點是其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簡言之就是國家政策作為後盾來令企業衝出韓國面向世界，而這個政策的根基就是朴正熙政權開始的扶助財閥。戰後韓國一如戰前日本扶植財閥來發展重工業，財閥獲得政府默許，不斷擴充在複數行業的業務，最終變成難以控制的龐然大物，連政府也要忌憚三分。本來金融風暴令大部分財閥陷入經營困難，而令韓國催生改革的契機，但最終在它們扼緊韓國經濟命脈下只能「半改革」，政府為令國家東山再起也不得不繼續依賴財閥來制訂國策。

因而倒過來說，與其說韓國選擇國家資本主義，不如說在財閥體系下自由資本主義代價高而效率低，而不得不選擇另一條路。可以說金融風暴後金大中打出的文化立國及科技立國戰略，以韓國科技產品與韓流構成相互效用，一邊謳歌時尚一邊置入新式娛樂，就是以財閥作為關鍵角色而制訂的：既有龐大的生產力及滲透力（最重要一點就是榨壓中小企來降低成本），又有足以營銷賣廣告的成本（雖說政府給予免稅優惠，但也要有基本資本才行），而且與政府也有較緊密的合作關係。乃至今天韓國財閥仍是國家政策的重要棋子，其最佳反映就是帳面上的GDP佔比。

正因這麼多年韓國離不開財閥，連最大財閥（也可說是最後一根稻草）三星也出現經營問題，局面才變得可怕：這顯示韓國財閥已傷痕纍纍，令韓國國家資本主義策略再難奏效。看看近日韓國財閥的新聞便一目了然：相比算是小事的Note 7風波，樂天（LOTTE）涉嫌貪污被調查下副會長自殺，貴為十大財閥的韓進（한진）申請破產，都成為國際新聞。因為與金融風暴時代相比，現在的財閥畢竟不同了——說的不是經營如何西化（實際上核心的決策及繼承部分一點也不西化），而是借助韓國國策下財閥衝出韓國，不僅太受大環境影響，其規模之大也非政府所能干預控制，要像過往以國家資本主義再出發已不太可行。

但我想韓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時應該早已料到這樣的危機，因為經濟沒可能全時間都向上，系統總有一天瀕臨失控。問題是直至今天，總統朴槿惠（박근혜）還只是批評財閥理所當然地認為政府會救，那正反映韓國仍未有方法解決這個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