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傳出日本千葉県高宕山自然動物園要人道毁滅57頭雜種獼猴的新聞,真令人哭笑不得——我第一個反應就是「猴子的生活關你屁事」。荒謬的不單在於人類又自命主宰來支配別的物種生死,而是日本愛好自然的傳統與「無奈地」人道毁滅弔詭地矛盾,常令外國人摸不着頭腦。
中日自然意識的差異
如果事件發生在中國,或許香港人及台灣人不會太在意——不是說中國奇聞見怪不怪(雖然不能否定有些人會抱持這想法),而是雖然中國與日本都處於季風型風土而敬畏自然,但其仔細態度卻並不相似:中國在敬畏自然的同時謀求天人合一,暗地裏有種把人作為萬物支配者的傾向,此所以皇帝才會稱為「天子」,而儒家式保育「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才會看重人類的取用——中國傳統上畢竟是講求「人道」的文化。
如果事件發生在中國,或許香港人及台灣人不會太在意——不是說中國奇聞見怪不怪(雖然不能否定有些人會抱持這想法),而是雖然中國與日本都處於季風型風土而敬畏自然,但其仔細態度卻並不相似:中國在敬畏自然的同時謀求天人合一,暗地裏有種把人作為萬物支配者的傾向,此所以皇帝才會稱為「天子」,而儒家式保育「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才會看重人類的取用——中國傳統上畢竟是講求「人道」的文化。
而日本就完全不同了——從神祇的差異已可知,中國講求道德完整,而日本卻更講求自然不雕琢。單從歷史進程而言,或許是因為日本因地理上孤立以致進程慢於亞洲大陸,卻幸運地還處在未奠立道德的王國初階時期,便已處於單一政權並吸收了大陸的先進文化,而能封存較古樸的社會形態,以致傳統上停留在敬畏與讚美自然的意識中。
當然自然信仰之所以發達,根源就在於其孤島地理與季風型氣候夾擊下產生比中國更強烈的天災,令日本人對人生無常的感悟比中國更徹底,從無常與保留自然狀態誕生出來的,就是平安時代奠定基調的傳統「物哀」(もののあわれ)意識。正是在這套崇尚自然美感的傳統下,才會有愛好花鳥風月的傳統雅致,俳句才會規定要使用季語,日本人的漢詩才會普遍講求景物美,乃至近代抬高武士道時才會把淒美的櫻花重新包裝為國花,而其極致就是日本的文學作品及性戲極講求內化感性的氛圍之美(可參考前年寫的〈AV為何要打馬賽克〉)。
破壞自然的傳統文化
問題就來了:既然傳統崇尚自然,為何卻會奉行類中國式的「人道毁滅」?這種矛盾事實上也廣泛見於日本研究者之書,譬如Alex Kerr(アレックス・カー)《犬與鬼》(犬と鬼-知られざる日本の肖像-)通篇都在詰問為何現代日本要破壞山水及海岸線而修整成混凝土國家,認為石庭、盆栽、插花等傳統藝術本就與傳統主張的放任大自然有着矛盾;金両基《面具下的日本人》(能面のような日本人)同樣指出枯山水、庭園、盆景、插花都是一種以自然為基礎及素材卻通過人工化創造出來的東西,並認為這種日本人所稱的「美」是日本的殘忍美學之一。至於原因,可從上述提到的兩種破壞環境的「傳統文化」——庭園與插花的歷史來考察。
問題就來了:既然傳統崇尚自然,為何卻會奉行類中國式的「人道毁滅」?這種矛盾事實上也廣泛見於日本研究者之書,譬如Alex Kerr(アレックス・カー)《犬與鬼》(犬と鬼-知られざる日本の肖像-)通篇都在詰問為何現代日本要破壞山水及海岸線而修整成混凝土國家,認為石庭、盆栽、插花等傳統藝術本就與傳統主張的放任大自然有着矛盾;金両基《面具下的日本人》(能面のような日本人)同樣指出枯山水、庭園、盆景、插花都是一種以自然為基礎及素材卻通過人工化創造出來的東西,並認為這種日本人所稱的「美」是日本的殘忍美學之一。至於原因,可從上述提到的兩種破壞環境的「傳統文化」——庭園與插花的歷史來考察。
庭園與插花同樣早在隋唐時期就傳入日本,一直都緩慢發展,直至踏入室町幕府,便突然急速擴張起來——都向細緻的方向邁進。譬如2011年新列入世界遺產的平泉遺跡中的毛越寺庭園,便是傾向於借景的平安時代庭園,與現今一般認知的精緻及堆砌山水的日本庭園大異其趣。而室町時期這些新式藝術崛起的象徵,就是第8代將軍足利義政所推動的「東山文化」——除了華道於此時奠定,能劇、茶道、書畫也如是。而從那個時代的龍安寺、銀閣寺的庭園看來,已有從樸實邁向精緻的傾向,以至於戰國時代至江戶初期,已出現華道的理論著作池坊専応口伝、立花大全,以及完全人工自然的桂離宮。
因而Kerr把這種自然與人工衝突的矛盾歸因於武士作為統治階層的影響下追求全面控制,說得頗為在理,只是我覺得並未說透——為什麼一到武士統治就變成如此?
武士治下原始與管理的衝突
首先要理解的是,日本武士作為統治階層的象徵意義。歷史上以軍功晉身統治階層的時代東西皆有——中國早在戰國時代,而唐初的出將入相亦是一種「復古」;西方則是中世紀的騎士。雖然這套制度能打破貴族壟斷,但也只是政治體制的初階——當成熟的官僚體系生成後,政權支配能力陡增及道德理性下對大自然的態度自會產生操控的傾向,荀子的「人定勝天」就是在這樣的發展而來。
首先要理解的是,日本武士作為統治階層的象徵意義。歷史上以軍功晉身統治階層的時代東西皆有——中國早在戰國時代,而唐初的出將入相亦是一種「復古」;西方則是中世紀的騎士。雖然這套制度能打破貴族壟斷,但也只是政治體制的初階——當成熟的官僚體系生成後,政權支配能力陡增及道德理性下對大自然的態度自會產生操控的傾向,荀子的「人定勝天」就是在這樣的發展而來。
相對而言,日本的歷史進程是較慢的,律令制實質還是貴族政治,很快便崩潰成割據式的莊園制,至12世紀平清盛的崛起,武士才有晉身貴族的可能,但直至室町時代整個國家都還處於分權的狀態,政權也未出現道德規條(管理意志),或許可以說,直至室町時代,整體仍然像是停留在自然的階段——分別只在於公家的優雅自然,與武士的樸實暴力。
正因如此,當極成熟的文化湧入,文化鴻溝自然形成——室町中後期朱子學成為重要學問後,原本早兩代還在講求原始暴力的武士突然開始講求家訓與法度,成為戰國時代的普遍風景,於是道德(管理)與自然的矛盾便突出起來——尤其信用朱子學的東亞全變成強大的國家機器,正好說明朱子學管理意志的強大。最終在日本復歸統一下,朱子學佔據優勢的江戶時代裏管理意志壓倒自然(江戶時代東京灣填海填得極兇),而華道、庭園等過分人工的特性,亦在這個時代發揚光大。
因而明治維新直到戰後管理意志加劇,以至自然早就如Kerr的哀嘆般被人工化蠶食,那就完全不奇怪了——明治維新本質上就是保留舊代階級的革新,才會有把舊代法度直接改造成武士道並當作日本人的道德規條的舉措,而令外國人甚至日本人自身也有所誤解,以為「武士道」是傳承日本傳統精神的固有之物,以至戰後仍然繼續作為國家的道德規條。當近現代人工的「武士道」壓過自然的「物哀」成為日本人的精神,鉅細無遺的管理似乎就是必然。
如此看來,金両基說歌舞伎、剖腹、插花殘忍,說穿了就是自然與人工角力的結果:歌舞伎的原始暴力被誇張及儀式化,剖腹的淒美犧牲與潔白化,插花的否定自然傾向,都是在自然素材「死」(對古人來說就是自然的「物哀」範疇了)的基礎下加上人工美感(道德化或修飾化),這種矛盾產生出來的自是非自然的殘忍。那麼今次的人道毁滅獼猴事件就不難理解了:正如其聲稱因牴觸法例的管理欲望,以及所謂危害生態、說穿了只是日本人自行釐定的人工自然(過去還不都是這樣?!莫非日本獼猴自有永有?),不過在現刻日本人看來可能已經毫無違和感——畢竟現今再說「物哀」,可能就只餘在賞櫻時節作為一種「消費」而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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