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被罷免——被低估的衝擊力

原本在保守與自由派各佔一半的韓國憲法法院，意外地一致通過對總統的罷免案，成為近日最大的國際政治新聞。但觀乎大中華區報道，着實令我不快——要麼回溯朴槿惠任內各種污點及其政治生涯，以強調她為何不得民心；要麼預測下任總統，以至對東亞局勢的影響。可惜最缺乏的，卻是罷免本身有何意義的論述。

着眼後續 卻不尋問「罷免」的意義

雖然放眼於下任總統是誰，也並非有什麼不對——畢竟這影響到薩德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是否仍能繼續部署，對中韓及美韓關係有極大影響，而且在中國限韓令下韓國經濟受到不小打擊，令大家都看淡2017年的韓國經濟。只是在韓流還未退潮的背景下，對韓國局勢沒有理解的興趣，更反映了大家只是消費韓國的心態。

之前在〈閨蜜干政風波〉已提到崔順實（최순실）得以干政與韓國總統個人執政而權力極大的政治制度頗有關係，才會有前數任總統在卸任後大多牽涉利益問題而受查及入獄，因而有媒體也提及「帝王式總統」將面臨改革——當然提到這點的媒體並不多（或許是這些政治色彩濃厚的方向對讀者的吸引力遠不如朴槿惠的個人問題？但評論也不見得對總統權力有很多論述）；而干政風波直接證實的官商勾結陋習，亦因早前三星副會長李在鎔（이재용）被捕及正式起訴下有所進展——這種轇轕的暴露比以前的都有意義得多。

以前在韓國爭議極大的財閥問題，很多時集中在財閥本身的無法無天——不消說「繼承者們」的惹是生非，就算財閥領導者本身，三星會長李健熙（이건희）、現代會長鄭夢九（정몽구），行賄、逃稅、虧空最終都因經濟及政治理由獲得總統特赦，加之兩名前總統全斗煥（전두환）、盧泰愚（노태우）罪成後同樣獲得特赦，凸顯司法傾向特權階級的問題。因而崔順實、李在鎔成為被告的其中一個標誌意義就是，在沒有總統的罩門下，司法制度難得地彰顯到公平的價值。而且以往財閥犯事多屬私德問題或獨裁政治下的利益輸送，今次卻是首次在民主體制下確鑿地暴露出大規模官商勾結的情况並沒隨政治改革下消除（而且是現在進行式），令近年韓國越趨明顯的仇富情緒找到了出口。

最高層人物被挑戰的意義

說穿了，整個局勢的推進，繫於總統的罩門失靈——那正是今次事件最大的衝擊。或許我們對西方的「罷免」及「逼宮」已習以為常，但在韓國的意義卻極不相同。韓國史上做不滿任期的總統，除了被暗殺的朴正熙（박정희）外，就只有第一任總統李承晩（이승만），在大規模民間運動下黯然下台，卻同時因權力真空導致獨裁政治的復辟。但縱是李承晚，也只是自行宣布下台，總統的權力並未受到挑戰。

如果說李承晚後期至朴正熙、全斗煥時期乃至戰後東方世界普遍的獨裁政治，與傳統以儒術為政體的歷史文化有所聯繫的話，那麼我們不難明白韓國總統的意義：正如整個社會體制還在儒式上尊下卑的結構，總統之所以是「帝王式總統」，在於處在社會頂尖而擁有超乎西方世界大多數首腦的極大權力（就算與同屬總統制的美國相比，有強烈虛銜屬性的總理權力也遠比國務卿小），容易在制衡不足下牽扯上罪責的問題——就算不是本人，親友在有權力的情况下也容易擅用權力，以前的卸任總統醜聞及今次的干政風波本質也是如此。

最「善終」的李明博（이명박），也曾因親屬的問題道歉

因而朴槿惠（박근혜）被罷免，意味着首個韓國總統被其他權力罷黜，是一種對儒式體制的否定。雖然之前盧武鉉（노무현）上任初期也曾爆出彈劾風波，最終還是罪行不太嚴重而被憲法法院駁回，反映總統面對彈劾擁有頗大迴旋空間的超然權力；再看闊一點，在整個東亞近代歷史中，或許是一種舊代傳承下來的權力者特性，最高權力者由始至終都未受到權力挑戰（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不計在內，因為不是實質最高權力者），而這次事件就是最高領導者被罷免的首例，同時象徵着東方權力體制的破綻（不論是一黨專政的中國，還是政治世家掌控的日本），這正是「帝王式總統」改革的背後意義。而其表徵，正是當朴槿惠被停職時大量財閥被訊問——反映舊時上流人物的超然權力開始受到挑戰。

社會脈絡的變化

那麼熱衷於談及朴槿惠個人問題的傳媒，便顯得追本逐末了。正如我在〈韓劇走在分岔路〉所述，tvN代表的新代韓劇不再是舊代韓劇般逃避富人擁有特權的現實，而是直面社會問題，這正好是這次事件的最大社會背景：韓國人近年明顯勇於挑戰社會問題。固然韓國一直都有示威傳統，逼李承晚下台的4‧19學運、光州事件到逼全斗煥實現民主選舉的6月運動都是代表，但踏入民主選舉後，似乎有點因達到目的而安於不太健全的總統體制之感，而把注意力放在經濟產業上。只是在近年貧富懸殊等一系列「文明病」之下，對國家的不滿又再次燃起——尤其牽涉已成公敵的財閥問題，而衍生大規模示威，對議會是否還信任暮日政府形成壓力。這也是東方大勢所致：越來越多人尤其年輕人不再只問經濟，而是追尋虛幻的美好社會，無論日本（反安保示威）、台灣（太陽花運動）還是香港（佔領中環）都看到端倪。或許背後更大的潛台詞，是宣告東方世界舊體制的崩潰。

雖然現實上就算新總統上任，財閥問題還是難以解決，但在百姓勇於挑戰下，起碼對政府的監察力會有一定提升——而不是像日本百姓那樣自我切割然後歸咎政府。因而這次罷免對整個東方世界就是一個示範，無論是群眾力量、政治體制還是思想變化都有一定參考價值。不過從大中華區不熱衷拆解韓國局勢來看，這樣的標誌性事件似乎還是起不了對讀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