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Trump）宣布撤銷由前任奧巴馬（Obama）通過的「夢想家計劃」（DACA，即在童年已非法入境美國的年輕人免被遣返但不會得到公民待遇的法案），引起不少爭議，紐約、華盛頓、洛杉磯等大城市都有反對活動。雖然支持撤銷者必然認為非法入境本身就不應存在，讓他們留下只是「優待」；只不過我覺得問題正在於這種恃勢凌人：事實美國不是要「優待」他們，而是「需要」他們，爭議才會如此之廣。碰巧近年讀到的書都談到東方的剝削潛規則，不妨也來看看它們能「發達」的背後原因。
當然一說到發達而相對公平，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歐洲模式，但除了它們發跡很靠剝削殖民地而現時大多沉淪（而且也持續出現很多種族問題）外，最發達的北歐還有地曠人稀的優勢，對身在東方世界的我們而言參考價值不大；而在戰後急步發展而至今能邁入發達世界的東亞國家，這種犧牲體制就極為明顯。究竟現在何去何從，才是問題所在。
美國：種族等級撐起的社會
以經濟而言，最直接能看到剝削問題的，自是堅尼系數（Gini index）。雖然美國不算極度惡劣，但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今年的數據，其成員國中收入差異最大的發達國家就是美國。自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抬頭起，講求競爭力的政策就令行業收入差距拉大、福利削減明顯，結果債台高築下迎來次按危機，令差距拉得更大，以至傾向保護政策的特朗普才能登上總統之位。
只不過這還只是表面社會的狀况。坊間一直流傳着美國的種族分等：白人、黑人、亞裔、拉美裔。如果說近來美國警員的「只殺黑人」風波及白人示威還是停留在黑人歧視的話，那麼亞裔、拉美裔更惡劣的生存環境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正因偷渡到美國的人大多是亞裔與拉美裔（這也就是特朗普要在墨西哥邊界築牆的原因），就算不是正途進入美國的也還是會受到歧視。但這些偷渡者是否應被看不起也是疑問：他們既沒有身分，雖然部分鼠竊狗偷，但大多也就只是留在種族社區又或從事低下層工作，既貢獻了經濟，某程度填補了美國人基本低下勞動的需求（當然也有人視為掠奪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前提是你肯做的話），又不佔據福利。故此美國才會長久對偷渡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因而「夢想家」計劃，就是讓這些只能活在黑暗的人能看到較佳未來、促進共融的政策，而且同樣在沒有公民身分下也佔不了多少福利，以至科技巨頭也站出來反對特朗普的政策，認為會令數十萬人失業而大大衝擊經濟——間接承認了偷渡者默默撐起美國社會的事實。但當「夢想家」也撤銷後，故事似乎又回到了美國最難解決的種族問題上，偷渡者依舊只能過着黑暗的生活。
韓國：大企業以外的都困苦
近來讀韓國學者張夏成（장하성）所寫的《憤怒韓國》（왜 분노해야 하는가），他頗讚許朴正熙（박정희）推動的「漢江奇蹟」（한강의기적）——雖然韓國是亞洲四小龍中發展最慢的，卻是財富分配最平均的（某程度驗證了發展快速不一定好），直至90年代中期堅尼系數還算在低位。
但在亞洲金融風暴後，一切都改變了：國家訂立了結構轉型計劃（科技立國），在本身就由財閥扼緊經濟命脈下，以支援財閥為主力謀求快速站穩住腳，沒錯經濟是急速復甦了，卻同時令國家更進一步陷入依賴財閥的體制（可參考去年寫的三星Note
7風波），令大企業可不太受限制地掠奪經濟成果。而其惡果就是《憤怒韓國》的主調：令年輕人感覺不到希望的最大社會問題，就是他們要麼富貴（進大企業）要麼朝不保夕（進中小企），因為中小企在只能依賴大企業的訂單下任由大企業壓價，形成末端的中小企員工只有大企業的1/3薪水。
而另一種被剝削，就是《未生》（미생）主角的那種合約員工，也同樣是在2000年代才湧現的犧牲者，因為可以不用太多福利而任憑公司剝削，在急欲發展的時代這自然是重要棋子。雖然有僱用兩年後要轉正職的法例，但公司大多會在兩年期滿時辭掉，那正是《未生》的故事。換句話說，令韓國現在如此風光的當下，背後支撐着的就是那88.1%勞動階層（中小企的僱員佔比）被剝削下換來的成果。
中國：嚴重的格差社會
今年香港政府常常宣傳「大灣區」，說是一個發展新機遇，我倒覺得香港看不透「大灣區」的本質：不是政府宣傳的「配合一帶一路」，而是強化核心的廣州及深圳作為中國經濟重鎮的能力——香港只能算是作為陪襯登場，現實上「大灣區」的規劃確實掌控於廣東政府之手。
這背後所反映的，自然是近年已老生常談的北上廣（深）壟斷經濟的問題。雖說近年二三線城市與農村也因經濟增長慢慢富起來（標誌就是二三線城市開始興建地鐵），但與此同時北上廣深這四個一線城市也享受着下級城市的「供養」而繼續發展，不太會出現「下剋上」的可能，差距似乎永恆存在。也因此大量人向大城市邁進，而出現近年極嚴重的北漂南漂及「留守兒童」社會問題。由大城市富起來拉動周邊經濟的發展方向，鄉村人被犧牲大概是必然現象。
不過我感受最深的倒是錯配發展。看看中國城市GDP排名，除卻北上廣深及直轄市以外GDP最高的城市，並非任何一省的省會（可能不熟悉中國經濟的人會覺得意外），而是歷史名城蘇州。個人對蘇州的最大印象是園林風光被黑沉沉的空氣奪去了光芒，工業發展令那些背着世界文化遺產名號的園林看起來很悲涼。另一個令我深有感觸的是同樣工業化得厲害的淄博，我是不理解為何文化名城都會幽默地拿去鍛煉工業——當然對於當地人而言或許發展得富裕比起這些要緊得多，但這樣的集中發展，中國還敢跟別人談「歷史文化」確實十分牽強——起碼在我看來，淄博在文化保存上着力於留下假大空的「園區」，卻埋沒了最有價值的齊國文物。
日本：拋棄標準人生以外的選擇
相較於發展不均衡的中國，城鄉收入差異較低的日本可能被很多人視為理想，而有所謂「一億総中流」的豪言壯語——當然早已破滅。但就算在那個光輝時代，其黑暗面也是十分明顯的：不用說福島（以及其他核電廠所在地）或沖繩（美軍基地）那種明擺着就是被犧牲的國度，光是那個時代的社會體制本身已有很多問題。
與那覇潤《中國化的日本》（中國化する日本）認為，那個時代其中一個支撐而又被忽略的特質，是嚴重的男女歧視：正式職員名額有限下女性沒有當上正式職員的資格（正是日劇《庶務二課》［ショムニ］的意義），只有當家庭主婦的餘地，所以社會保障才會設計成保障正式職員丈夫+家庭主婦。此所以現在女性已能擁有職業及從家庭逃跑的現象下，那種體制已不可能再現了。當然另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是這種「江戶化」時代有保障但沒自由的體系，才會衍生所謂「社畜」。
事實上很多書寫日本的人都指出，日本體制最大的問題，是它預設了某種典型人生道路，除此以外的人都被拋棄——亦即是以犧牲某些人為前提的體制。固然這個制度衍生的「無父家庭」後來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只不過更大的問題是當這個體制依賴的保守意識及經濟發展破滅後，整個社會保障都跟着垮掉而被迫犧牲更多，最終勉強支撐下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犧牲對年輕人的保障——這正是年金問題所在。看來最光明的國家，犧牲的深度反而最高。
餘論
雖然中日韓的社會問題不盡相同，卻都有強烈的犧牲烙印。就算是香港與新加坡，其發展模式本身都頗大程度上透過剝削中國與馬來西亞而來。只不過這也正是新加坡近年開始拋離香港的原因：中國已不是能「剝削」的國度了。與此相對的是台灣，步調、人際關係、城鄉差異都比較溫和，感覺上停留在已發展及發展中之間，但也同時反映其放棄了「標準化」——現代經濟發展中重要的環節，令其經濟效率完全及不上周邊地區。如果說犧牲經濟來換取如此「烏托邦」值不值得恐怕言人人殊，只不過更值得思考的是，東方的經歷中似乎仍未有一條平衡的道路，是受惠／受累於高速增長，是傳統遺留下來的一元思維，還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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