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地直送」的迷思——從「日本一」吞拿魚說起

因為是築地市場搬遷前最後一次初競（初競り／初セリ），縱使再沒有香港店家的參與，今年築地初競仍吸引到香港媒體注意，當然注目的還有「日本一」的價錢——慢着，什麼是「日本一」？

大體連同樣崇日的台灣人也摸不着頭腦，更不要說日本媒體從無片言隻語提到什麼「日本一」，那其實是香港約定俗成的用語，用來表述築地每年第一個拍賣日中最大一尾鮪魚（即吞拿魚，通常是藍鰭吞拿「黒鮪／クロマグロ」）的拍賣（初競）——源於板前板長2008至2011年連續投得後鋪天蓋地宣傳自己投得「日本一」來引起好奇心（畢竟「日本一」是連日本人也很愛用的術語），同時也引來一輪保育爭議。但既然香港媒體至今仍在用「日本一」來指涉初競，倒可認為這個命名很能突顯香港人的性格——不求甚解只懂消費的核心價值（現在又有誰會再關心保育藍鰭吞拿呢？）。

日本常識不存在的「日本一」

本來所謂初競，跟日本的初詣（元旦參拜神社）一樣，都是意頭重於實際，因而各地市場都有初競的習俗，或許也帶有「耀武揚威」的意味——正如築地的初競，除了板前板長奪得的那幾年外，其餘皆由著名壽司店喜代村奪得。只是我抗拒「日本一」這個稱呼，在於牠真的不是「日本一」——有誰能保證首個拍賣日的魚是全年最肥美的呢？那反映了一個潮流問題：對於一談日本多只留意東京的香港人來說，初競或「日本一」很簡單地等同築地魚市場的那場對決，構築成了一個築地神話。

之所以說築地神話，不單在於「日本一」，也是因為近年的日式餐廳或食品商店很喜歡用「築地直送」的字眼作招徠，「築地」等於「新鮮」、「品質保證」的代名詞。當然我並非說那是假象，而是想點出那種迷信——無可否認築地市場確是全日本乃至世界最大規模的魚市場，但正如初競那尾鮪魚大多都產於青森県大間，說穿了築地其實就是一個集散全國各地海產的市場，究竟「新鮮」如何理解，倒是耐人尋味。

消費築地與過度集權

或許這真的與我們這些外國人的神化有關——築地成為了我們心中最美好的海產食品象徵，成為了觀光看板。譬如說場外市場那長年要排四五小時才能嚐到的「寿司大」，旅遊旺季時外國人佔了一半以上，而且所謂外國人大多是東亞人——那更令我們反思，為何西方人對東京不太感興趣（西方人感興趣的反倒是較山野的地方，以後有機會再述），反而東亞世界趨之若鶩——我們對東京所抱持的，似乎也窮得只剩下消費，包括消費「築地」二字，甚至香港有些食肆還會以「築地」來命名。以至於當年聽聞築地要搬遷時，很多香港人隱約抱着一股懷念。

問題在於，築地的海產真的是最好的嗎？就算不談以海產見稱的北海道，最起碼在個人經驗中，宮城県塩釜的穴子與海膽、静岡県清水港的鮪、伊豆的鯛，都比在築地品嚐到的為佳，更不用說各個地區的核心城市都有市場食堂，味道極佳之餘價格亦遠低於築地。而一個間接證明是，對日本理解透徹的食肆如板前板長，早已開始從各地進口不同食材（即所謂產地直送），而不是築地直送。

若要簡單理解築地神話的問題，總離不開東方權力建構的問題——過度集權的問題。無論是歷史上對大都市的建設、東方人對「上京」的想像（中日韓無一例外，只是近數十年上海逐漸成為「經濟首都」下，上京對象可能有所改變），還是前面提到的消費東京，都包含東方對於權力的靠攏傾向——所有東西似乎都圍繞大都市來發展，而相對地鄉郊乏人問津。譬如湯禎兆提到日本人移居東京郊外，其實是一種面對東京難以生活的無奈逃離，與西方的鄉郊有着截然不同的意義。

地元化下的地區尋寶

而築地本來就含着權力的象徵：由大和朝廷直至江戶初年上方（京都、大坂）佔據供輸品優勢，到後來日本橋（築地正是日本橋魚市的替代品）成為交通及商業重心，反映的正是江戶時代長期穩定下權力轉移的過程（相比鎌倉幕府的天皇武士二元競爭、室町幕府的大權旁落，江戶幕府是唯一大權盡握的幕府）。

但在千禧年後中央權力下放、地元風潮冒起下，不論旅遊、市場還是食品，日本各地的包裝已明顯強於以往（還出現了所謂「地産地消」——地域生産‧地域消費之語），例如北陸中心石川県金沢的近江町市場、鬼太郎之鄉鳥取県境港的大漁市場，都因地方觀光熱絡而興旺，成為很多哈日族「尋寶」之所（在不少人心目中這些地區市場比早被外國人攻陷的築地好得多），已不太需要倚重築地來推廣，東京的特色可能就只剩下濃縮匯集各地風物的一面。如果我們目光仍只放於消費東京、消費築地，那是否又只是另一種助長權威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