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人的「爆買」熱潮,成為日本人的熱話——不過那只是一線大城市的情况,另一個更深刻的現象可能是台港各式偏僻航線相繼開通,從北海道旭川到香川、愛媛甚至最窮県鳥取都成為了新的觀光落腳地。但按日本官方數據,觀光消費收入首幾位的県中,卻出現了對鄰國來說十分冷門的長野,在這既無鳥取的柯南、鬼太郎也無岩手的《海女》(あまちゃん)加持的地方,中國觀光客上升不多,但其他外國人卻有着顯著上升。
南部吸引近鄰 北部吸引遠鄰
曾分別到長野南部與北部,這兩處頗有對照的况味,或許正是長野的吸引遊客之處。南部軽井沢原本是洋人留下的別墅區,但觀光客基本沒有洋人;北部長野至志賀高原是日本原始風貌,冬天的奥志賀高原線洋人乘客比東方人還要多。這條路線有兩個重點目的地﹕一是日本唯一給猴子的自然溫泉「地獄谷野猿公苑」,也是因大量洋人到訪而聲名鵲起;二是志賀高原上的滑雪場,與白馬村一樣近年有大批澳洲遊客進駐。
曾分別到長野南部與北部,這兩處頗有對照的况味,或許正是長野的吸引遊客之處。南部軽井沢原本是洋人留下的別墅區,但觀光客基本沒有洋人;北部長野至志賀高原是日本原始風貌,冬天的奥志賀高原線洋人乘客比東方人還要多。這條路線有兩個重點目的地﹕一是日本唯一給猴子的自然溫泉「地獄谷野猿公苑」,也是因大量洋人到訪而聲名鵲起;二是志賀高原上的滑雪場,與白馬村一樣近年有大批澳洲遊客進駐。
兩種目的地同樣有着想要享受自然的旨趣,但卻有着完全不同的含意。軽井沢的別墅本來就是有錢洋人的避暑處,訴諸的是有閒的意味;長野北部則是走出長野市後連市鎮也不多的鄉土地帶,縱使近三十年已有點變質,但較鄉郊的地區仍然原始。當然實際上日本國內遊客主要落腳點,還是軽井沢或松本這些已成常態的觀光點,鄉村地帶則國內市場萎縮,只是在外國人帶動下有所上升。
那令人想起的是日本的鄉愁。Alex Kerr寫於2000年的《犬與鬼》(犬と鬼)認為,80年代起日本鋪天蓋地受到電線、混凝土、柏青哥攻陷,就算城鎮小社區及偏僻村落也不能倖免,這破壞了日本傳統以來的城鎮景觀,令其變得醜陋不堪。就算古都京都,在傳統木造建築受到大量破壞、混凝土成為新建房屋主要材料下,80年代以前的古雅街景早已不復,外國人驚歎的京都風雅不過是近期粗製濫造的觀光生態,只因他們未見過舊式京都而只驚訝於東方文化的形式,完全失去了舊日京都的風情。但從日本國內遊客主要依靠大城市來說,日本人仍熱衷於這樣的消費模式;當然我們還要知道一個更大的背景:到海外旅遊的日本人,遠比留在國內旅遊的日本人多。
西方人的荒野旨趣
在這個前提下,長野北部的風貌就變得極有思考價值。當年地獄谷野猿公苑之所以受到外國人注目,正在於那構築了人與動物在野外毫無芥蒂下共存的空間,山林與溪流依舊,「人為」只有極有限的介入,顯示出前現代氣息。只是在東方人眼裏,那變成了看猴子的「景點」,流露出光顧動物園的心態(譬如喜愛把猴子當成背景來自拍);甚至管理人員也顯然不理解野猿温泉的意義,當看到閉館時間已至之時管理者拿竹桿趕走猴子,那便大概明白近代東方人的問題﹕他們並不懂得欣賞風土面貌。至於志賀高原的滑雪場也不用太多說——滑雪場賣的就是半自然的景色,所以北海道、長野、新潟才會受歡迎。
在這個前提下,長野北部的風貌就變得極有思考價值。當年地獄谷野猿公苑之所以受到外國人注目,正在於那構築了人與動物在野外毫無芥蒂下共存的空間,山林與溪流依舊,「人為」只有極有限的介入,顯示出前現代氣息。只是在東方人眼裏,那變成了看猴子的「景點」,流露出光顧動物園的心態(譬如喜愛把猴子當成背景來自拍);甚至管理人員也顯然不理解野猿温泉的意義,當看到閉館時間已至之時管理者拿竹桿趕走猴子,那便大概明白近代東方人的問題﹕他們並不懂得欣賞風土面貌。至於志賀高原的滑雪場也不用太多說——滑雪場賣的就是半自然的景色,所以北海道、長野、新潟才會受歡迎。
當然上面說到的Alex Kerr本來就有一種耽溺於東方主義的傾向(在他眼裏講求效率的現代東方是無可取材的),其意見未必太中立;近來在讀的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鄉》(町並みまちづくり物語)則剛好有對照作用。西村介紹了各地的城鎮再建設以保住活力的活動,既反映了Alex Kerr對千篇一律街景及大力興建大而無當的標誌建築的批評,同時也是一種回應。這些城鎮的一貫模式是由有心人牽頭展開保育某棟歷史建築的活動(通常契機是政府拆卸),開始凝聚居民對整個社區歷史建築的重視,進而重塑街景及社區,令當地人重新熱愛自己的故鄉。當然以日本全國而言,這些敢於再造的城鎮只佔極小部分,對大局上影響並不算太大(事實上書序也說到,這一系列再造城鎮真能刺激人口回流的只佔少數),千篇一律街景仍持續,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那種改造也可視為80年代起當地居民對歷史及經濟發展的重省,而構建後來的地元風潮;而更令人延伸思考的則是令城鎮重生的方式,在東方文化發展上頗有象徵意義。
近代東方文化失落 傳統已抽離生活
事實上,作為地區保育之始的歷史建築,很多都只是近代的建築,譬如小樽運河、函館社區,都與現代化有關。再擴大來看,日本現時所要保育的建築,除了較鄉郊或作為城下町之地還留有江戶時代的痕跡外,大多都是明治以後的建築,例如上兩年新登記成為文化遺產的「富岡製糸場と絹産業遺産群」及「明治日本の産業革命遺産 製鉄・製鋼、造船、石炭産業」。這反映着東亞社會一個大問題﹕相比西方由古代到現代是一脈相承而留下很多古舊文化,東方在應對完全陌生的現代化時,舊代文化常被破壞得幾乎不留痕跡,以至我們遺下的,也大多只是現代化的淺薄東西。
事實上,作為地區保育之始的歷史建築,很多都只是近代的建築,譬如小樽運河、函館社區,都與現代化有關。再擴大來看,日本現時所要保育的建築,除了較鄉郊或作為城下町之地還留有江戶時代的痕跡外,大多都是明治以後的建築,例如上兩年新登記成為文化遺產的「富岡製糸場と絹産業遺産群」及「明治日本の産業革命遺産 製鉄・製鋼、造船、石炭産業」。這反映着東亞社會一個大問題﹕相比西方由古代到現代是一脈相承而留下很多古舊文化,東方在應對完全陌生的現代化時,舊代文化常被破壞得幾乎不留痕跡,以至我們遺下的,也大多只是現代化的淺薄東西。
建築上的這種變化也還只是表面,問題是傳統已完全抽離於生活中。有志者把歷史建築改變用途活化成新的用途,積極地看當然有把這些文化財產帶回庶民生活中而非放在凍結式的博物館,不像小樽運河那樣已與平民生活完全脫鈎,而這也是須坂市把大街兩旁的屋打造成「蔵造」街景的意義﹕既能提升城鎮的歷史感,也能令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但正如Alex Kerr在《消逝的日本》(美しき日本の残像)說住在和屋時不敵蚊蟲侵襲最終還是要安裝玻璃隔開屋內屋外,說穿了不過是依自己的便利來改造歷史建築,而所謂活化很大程度也只在於形式上保留建築,而非考慮保留內容。
在刻下這或許是無奈,喪失了傳統生活後,傳統建築的實際價值已被抽空,只能靠保留形式來保存傳統,卻失去了柳宗悅所謂手工藝的美在於實用,例如「蔵造」的實用特點,改造成呉服屋或薬局亦無法彰顯,舊時技術也由此成為糟粕。這正是現代東方的悲哀,現代生活與古代生活中找不到接合點,只能透過形式化來令古代文化苟延殘喘。至今東方百姓傳統重視的地緣,早在現代化變得殘缺不堪,只能在挽救城鎮危機這類末日感裏方可重新凝聚;東方知識分子念茲在茲的修身治國,現已替換成「文藝大師」的書寫,脫離了政治與實踐。若說要重拾傳統的內涵,最直接的應是重新反思傳統的優與劣——起碼國族認同應建基於對傳統的理解,而非因政治或經濟強勢而得來的虛榮感,這正是台灣與香港不能信服中國的基本原因——所謂「文化大國」早已沒了文化。
話說回來,《犬與鬼》其實也提到一個美國人Sarah Cummings重新使用原始釀酒法來重振長野地酒的故事,證明舊技術舊價值在當今並非沒有市場,只是要重新思考處理方法而已。但在近年已樂於把靈魂賣給電子科技產品、把便利奉為圭臬的現代人,還有沒有這樣的心情來拒絕簡化回到繁複的樸實傳統,那才是問題。這在現刻香港的保育爭拗之中,也有着參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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