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戰」的前世今生——關於佛光街事件的一點思考

因佛光街「野戰」的轟動，泛道德論的「世風日下」之辭如洪水湧至。但從歷史說起，「野戰」本身卻是道德與非道德的融合體。

要理解古人的生活，最直接的方法是考察神話。中國上古朝代的祖先都非自然出生，儒家的說法則是「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如商之始祖契乃女修吞「玄鳥隕卵」所生，周之始祖后禝乃姜嫄「履大人之跡」而生。所謂無父，加之以「女」字邊旁的名字，明顯是母系氏族的痕迹，而母系社會的傳承多依靠群婚、走訪婚或女性主動求偶而來，野合則是一種重要的形式，很多學者皆認為契、后禝實際上是野合而生。野合神話在很多國家中也存在，如日本的大物主神神話、朝鮮的解慕漱（朱蒙之父）神話、希臘的宙斯神話，是圖騰信仰與母系社會的結合。而群婚或主動求偶的野合，則很多時依附於社祭等節日之中。

姜嫄

野合——祭神儀式

祭神儀式與野合關係密切，也是廣泛存在於各地民俗中。譬如日本，《好色一代男》描述「雜魚寢」的風俗，每年有一晚全部村民須宿於神社之內，而這晚做什麼都可以，實即是一夜「群婚」；西方狂歡文化源自古希臘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羅馬時期稱為Bacchus）的酒神節（Dionysia，羅馬時期稱為Bacchanalia），這個以酒狂歡的縱慾日子同時也是性放縱的節日，群交成為祭祀的高潮，西方性文化研究也以酒神節為重點。而早在周代已禮制嚴謹的中國也有類似風俗，《周禮‧媒氏》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考察各國的野合傳統，其實都有相似的功能，當中最明顯不過的是生育功能。作為酒神節主角的狄俄尼索斯，便有生育神的功能；而中國仲春在上古是祭祀婚姻及生育之神高禖的季節，因而「會男女」之俗與高禖的祭祀相對應，也就是說，野合具有生殖崇拜的含意。這並不奇怪，在古人眼中，生養眾多是族群及勞動力壯大之源，生育本就是人生重責。而由「生育」的延伸聯想，則是祈求農作物豐收。

The Youth of Bacchus - William Adolphe Bouguereau

含有野合成分的祭祀，多在春天舉行，無論希臘的酒神節（3月至4月）、中國高禖祭（舊曆二月）及其後的上巳（舊曆三月）、《好色一代男》中的雜魚寢（舊曆新年）及以模仿性交表演而聞名的日本奈良飛鳥坐神社おんだ（Onda）祭（舊曆一月）都是如此，也就是剛開始農耕的季節，同時也是萬物開始滋長的季節，正是祈求豐收的暗喻。

農業社會與巫術傳統

事實上，古代生殖神與農神常有關連，諸如酒神節、高禖祭、おんだ祭（飛鳥坐神社主祭神中的事代主神、大物主神是農神，高御產巢日神是結緣神，而大物主神也具有男根神的性質），都帶有祈求豐收的意義。按弗雷澤把原始巫術分為「模仿巫術」與「接觸巫術」的原則，把生殖與豐收結合就是一種「模仿巫術」，以性交能誕生生命的法則施加於農田中，希望以性交來促使農作物生長繁盛。此所以原始人的野合熱點就是農田。

おんだ祭

再延伸下去，中國更有野合來求雨及止雨的做法。《春秋繁露‧求雨》說：「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春秋繁露‧止雨》則剛好相反：「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藏而匿也，丈夫欲和而樂。」以「開陰閉陽」來招雨、「開陽閉陰」來止雨，即是一種建基於陰陽及天人之學的模仿巫術，意義等同於端午要玩競技遊戲來促進陰陽轉動、重陽要登高以補陽的節俗。亦即中國的「野合」，更有影響或配合自然運行的意味。

而與野合的生育作用連結的，當然就是情慾。無論是走訪婚、群交或主動求偶的性交，本就有戀愛及情慾的特質；而祭祀野合更是性放縱的節日，因而酒神節、上巳都有自由戀愛的特徵，擺脫一般需要特定禮儀成婚的限制。

漢代四川野合圖

被慢慢禁止的放縱

說起來有這種放縱的節日，就是因為文化發展上已經確立了一定規則，日常生活裏已不能再放縱，在文明起源早的希臘與中國尤其如此。希臘酒神節被視為對日常界線的破壞，作為超脫的神聖時間而存在：既具有宗教意義上的「獻牲」節日（作為日常重視作物的相反的純粹消耗），又有消去一切而後重新回到生活的潔淨功能；而與生育相連繫，狄俄尼索斯也有象徵新生及重生的含義。這點十分重要，因為在中國上巳節中，其中一種重要節俗就是祓禊——在水濱洗濯身體以除去不祥，也同樣具有宗教上脫序與重回原點的功能，那麼野合及自由戀愛的方式，其實也帶有同樣意義。可以說，放縱節日實際上是文明發展的緩衝，作為日常生活的喘息及釋放空間。

但在《好色一代男》中說到雜魚寢中「有笑的，有哭的」，後世對這種節日已未必視為歡娛了。當然原因很簡單，相對原始人的獷悍，文明的人自會向穩定的道德與禮儀推進，故而酒神節或上巳節的狂歡也慢慢被禁止，那也與古人巫俗信仰慢慢被視為陋俗有關。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社會規則最終都被後生的理性價值觀統領——東方的是儒學，西方的是基督宗教——而狂歡褪去後的節俗也漸漸變為單單的紀念農作或飲酒的儀式。而相對地，中國鄉村地區的群交等狂歡直至近代猶在，也讓人看到傳統（或被視為是陋習）的影子。

後世的上巳—曲水宴

回到現代，在1960年代性解放風潮以來，現時的文化趨勢大概是一種對歷史的修正：既不像中世紀至前現代以來的嚴密禮教，雖有性自由卻也不像原始人般擁有完全放縱的時光。只是與狂歡節盛行的那個時代相比，現在的平日雖有強力的社會壓力與壓抑（其實只在於東方世界），但在性方面卻已不需等待至狂歡的日子，故而喘息也沒有特定日子的限制，野合作為戀愛及超脫的意義已被淘空，僅餘情慾與暫時解放的意味，「野戰」被視為罪惡也無可厚非。雖然作為對社會秩序的暫時釋放，這未必只是泛道德論中的「誨淫誨盜」層次就能完全涵及，但若在醉酒時鬧出風波，對比古代酒神節的多重含意，也確實讓人不禁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