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看到劇中初期的歷史描寫,坦白說我對它的二戰史觀是有期望的,畢竟在秋山篤藏(佐藤健)剛進入料理界的那段時期,剛好是日本以日俄戰爭進軍國際的時期,而劇中對此役的描述也不是如現在所見的教科書中的正典化戰役,而是談到了戰事的諸般不順,尤其說到被奉為近代軍神的乃木希典在此役中迷失方向。當然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日本取勝的關鍵戰旅順戰役其實贏在人海戰術,戰死者甚至多於俄國,因而只能說是慘勝。此所以《天皇的料理番》的如實交代,不免令人頗感驚喜。(當然以日俄戰爭來對照篤藏面對的起伏確實牛頭不對馬嘴,不如視為歷史感的潤色還好。)
文化強制下的為國效力
只是當篤藏與大哥周太郎(鈴木亮平)的效國想法構成對比後,則故事開始走味了。本來作為大時代的氛圍,知識分子為了令國家進步而為國效命是明治年代的思想特色,周太郎正正以這想法支撐自己學習法律的熱誠,當要長期臥牀後無條件支持篤藏渡洋學廚以追夢,父親周蔵(杉本哲太)便認為這是為國效命的想法支撐(所以當篤藏獲得料理番的任命後便特意囑咐他以後為國效力要努力)。但篤藏決定回國擔當料理番,不過是為了對哥哥負責,並沒有考慮過是否為國效力的問題。這構成了「公」與「私」的想法差異。
只是當篤藏與大哥周太郎(鈴木亮平)的效國想法構成對比後,則故事開始走味了。本來作為大時代的氛圍,知識分子為了令國家進步而為國效命是明治年代的思想特色,周太郎正正以這想法支撐自己學習法律的熱誠,當要長期臥牀後無條件支持篤藏渡洋學廚以追夢,父親周蔵(杉本哲太)便認為這是為國效命的想法支撐(所以當篤藏獲得料理番的任命後便特意囑咐他以後為國效力要努力)。但篤藏決定回國擔當料理番,不過是為了對哥哥負責,並沒有考慮過是否為國效力的問題。這構成了「公」與「私」的想法差異。
這或許也是東方式與西方式思維的差異。事實上當明治天皇死後,所有日本人都悲鳴,遠在法國的篤藏和松井新太郎(桐谷健太)都哭了一夜,篤藏的法國「現地妻」便與一同參與唱歌甄選的友人談起天皇是誰的問題:「天皇」是他們的朋友嗎?類似拿破崙加教皇?法國朋友的一臉大惑不解,或許對他們來說「私」的切膚之痛才是嚎哭的最重要理由。而把明治天皇比作拿破崙加教皇,正好反映日本人對明治天皇的感情:「公」(政治性、宗教性)與「私」(民俗性、情緒性)的結合。
為天皇開脫的情懷
之所以要提出篤藏的「私」的問題,是因為他處理昭和天皇的問題時他只用上「私」的態度來處理。宴會時昭和天皇吃到唯一忘了拿掉繩子的牛肉而寬容對待,戰時昭和天皇吃平民的糧食,都令篤藏覺得昭和天皇是好人,並放大道聽塗說的「天皇曾說過反戰」而無視他作為日軍最高司令(而且不止是作為象徵或傀儡,而是有實權)的角色,甚至認為「一忍再忍」的天皇不應被製裁。最後還表白這是對待自己孩子一樣的感覺,把天皇當成親人般的存在。
之所以要提出篤藏的「私」的問題,是因為他處理昭和天皇的問題時他只用上「私」的態度來處理。宴會時昭和天皇吃到唯一忘了拿掉繩子的牛肉而寬容對待,戰時昭和天皇吃平民的糧食,都令篤藏覺得昭和天皇是好人,並放大道聽塗說的「天皇曾說過反戰」而無視他作為日軍最高司令(而且不止是作為象徵或傀儡,而是有實權)的角色,甚至認為「一忍再忍」的天皇不應被製裁。最後還表白這是對待自己孩子一樣的感覺,把天皇當成親人般的存在。
但怪的地方就在此:明明篤藏在明治天皇死時是一種公私兼備的感情,最後在對昭和天皇的處理上卻變成「私」的感情,難免讓人彆扭。而劇中的美國士兵對天皇的反感,其實也在於那種「公」的情緒:無論是日本士兵突圍時喊出「天皇萬歲」的口號,還是組織神風敢死隊,都是源於政治性及宗教性的「公」的情緒,以至於把天皇歸為戰爭責任者之一,實在正常不過。
而作為對應手段,那些官僚的策略正是把天皇從「公」的特質剝離(例如玉音放送中承認是「人」以脫離宗教性,及把主導戰爭的責任推給軍部以脫離政治性),而純當成一種靠近民俗的「私」的文化處理,來作為把天皇從戰爭中解放出來的作用。加之篤藏也是把天皇從「私」一面的情緒式理解(劇中人物已提醒這可能只是天皇的一面),更能察見近代以來日本人對天皇的彈性處理:當訴諸國家層面,則以「公」的特質來成為號令象徵;當國家層面失效,則以「私」的方向來解釋,把天皇調節至能支撐國民的各類功能,但卻不能理解為工具化——因為他兼具國家象徵的文化符號,仍然是神聖的象徵。但對曾受侵略的國家來說,這種逃避責任的二重性只會令人更憤恨。
天皇「脫政治」的不可能
虛偽的地方更在於,建基於天皇制度而發展出來的古代日本,根本就不可能徹底把天皇從「公」中剝離出來,以至現今天皇仍是日本國民最想見到的人物;加以近代國族化進程下,天皇與民族源頭近乎劃成等號,以至其作為日本最多人崇奉的神道教的象徵,其宗教象徵性其實並未消除(否則「神宮」不會仍然是較多人參拜的社號,作為皇室祖廟的伊勢神宮也不會仍在超然之境,甚至正宮仍然不開放給人參拜)。
虛偽的地方更在於,建基於天皇制度而發展出來的古代日本,根本就不可能徹底把天皇從「公」中剝離出來,以至現今天皇仍是日本國民最想見到的人物;加以近代國族化進程下,天皇與民族源頭近乎劃成等號,以至其作為日本最多人崇奉的神道教的象徵,其宗教象徵性其實並未消除(否則「神宮」不會仍然是較多人參拜的社號,作為皇室祖廟的伊勢神宮也不會仍在超然之境,甚至正宮仍然不開放給人參拜)。
此所以當宇佐美鎌市(小林薰)向美軍以味噌比喻天皇時,確實令人感到古裏怪氣:說是早在自己出生前已有而感到熟悉,但突然沒有了的話則會感到寂寞而陷入暴動。這正是訴諸情緒及民俗上的「私」的表現,但更進一步想把「私」的喪失推至「公」的層面,來鞏固天皇作為文化(私)的地位。
只是用相同邏輯推演的話,當日本以皇民化政策統治朝鮮半島與台灣的時候,不也正是想以高壓來抹去人家的情緒及民俗嗎?而事實也是,最終朝鮮與台灣靠自身也未能反抗日本政府,那麼這個「暴動」本應不成問題,除非天皇一直存在於「公」的層面——我倒覺得這是日本人欲蓋彌彰的潛邏輯,否則劇中的篤藏(以及日本人)不會一聽到美軍說「天皇」二字就會變得兇狠。說來美軍也應是一早知道天皇的「公」的功能,才會用最簡單的方法——保住他來安撫保守勢力,而非用不知何時會出亂子的佔領。
循此思路理解的話,也就不難理解日本人在戰後服從甚至巴結美軍,實際上就是犧牲政治上的「公」,來變換成對「私」的天皇的效忠了(在中國的語境裏大概應稱之為「忍辱負重」?)。只是這對中國人來說不免扭曲,畢竟中國人是重視政治及面子的生物,以至一個文革可以把民俗及情緒的東西都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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