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韓流重襲》（二）：中日缺席的韓流 社會缺席的韓流

我之所以覺得此書不適合東方人，也不僅是作者對韓流在東亞發展的不理解，而且對於韓流發展時的情况也不甚明瞭，讓讀者看不清韓流脈絡，對應不到她的英文原名：The Birth of Korean Cool。

先君子後小人，我認同作者對韓流發展有3個地方看得十分精準。

韓流發展三特點

一是國家的介入。跟世界其他潮流都不太一樣，韓流強勁之處在於處處都與國家政策有關，譬如創新科技、電影的免稅優惠及資助，韓劇、K-Pop的推廣，甚至成立部門專門研究發展這些「內容產業」（如K-Pop的表演效果），並設計進攻世界各地的攻略，而這些都建基於金大中在金融風暴後的新文化政策。而且作者看得透徹的地方，在於看到國家推動市場的優勢，而非一味認為歐美自由市場較好。可惜的是，雖然作者說到韓國人覺得到國家推動韓流是天經地義，卻未拆解為何在民主化的韓國仍要推行國家市場經濟策略，與其歷史因素有關。

二是理解韓流是「一攬子」推出的。除了典型韓國流行文化公司很多時涵蓋複數流行文化如廣播、電影、音樂、電玩等等外，這些韓流支流間的合作幫忙也是關鍵，譬如網絡與音樂、韓劇與大品牌、電子產品與韓流等等，各自都有相輔相成的連結效果。但我仍覺得作者把三星視為不用依靠韓流就能稱霸世界的想法不太準確：在崇尚權威的東亞世界，三星也同樣採用不少明星攻勢來穩住市場，與歐美較看重功能的想法不太相同。

橫跨漫畫、電視劇、遊戲，更有李準基做賣點的《夜行書生》（밤을걷는선비）

三是把日本視為最大敵人。譬如說韓國人充滿幹勁在於要擊敗日本，三星立志打敗的對手是索尼而非領導世界，以及獨島的主權爭議。只是作者點不出這不單是思想上，而是實行上也是如此：韓流在各個方面由始至終都把日本當成假想敵，以至日本常常是韓流的首選市場，音樂、電玩等都會為日本市場推出獨立版本來攻陷日本，如在韓流初期已成名的BoA、東方神起早在出道前特意學習日語（東方神起更唱過《One Piece》〔ワンピース〕的片尾曲），都是把日本作為首個目的地，後來才有以全球為目標的團體。

在日本節目中登場的東方神起（二人時代）

日本在韓流的作用付諸闕如

或許這真的顯出作者對東方世界欠缺認識。而對東方流行文化有認識的人，大概也會想到一個問題：為何在韓流發展上，日本就只有被踩在腳下的角色，卻完全忽視韓流中的日本因素？

不消說到韓國在工業時代大力參考日本的遠因，單是說作者認為的韓流核心：三星的發迹，並不如作者認為的是押對數碼這個寶這麼簡單。小林英夫、李光宰《可畏的敵手，韓國怎麼改變的？》指出，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技術員對三星電子的非常重要，當年三星每逢周末都會請來日本技術員教授半導體技術，同時也在日本建立研究室邀請日本人員指導，慢慢奠立起三星電子的技術基礎，正是2000年以後三星在半導體技術稱霸世界的重要原因。

又如韓流另一核心K-Pop的成功，不少論者（包括作者）都把關鍵之一歸在90年代中期形成的經理人制度。但從90年代中期正是一代亞洲天王木村拓哉冒起期來看，加之經理人公司的管理制度，若說韓國經理人制度沒參考過日本的事務所制度，則似乎自欺欺人：無論是對旗下藝人的管理（例如嚴厲對待有醜聞的藝人、嚴格的薪酬管制），還是訓練數年才能出道的練習生體制，都與日本「男偶像夢工廠」Johnny’s事務所極為相似。

出道前的SMAP作為光GENJI的伴舞

出道前的TOKIO作為SMAP的伴舞

沒錯，我認為韓流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踩在日本成功的頭上再加上全球化策略的產物，此所以韓流能佔據原本日流的市場，並非偶然。

對中國的誤讀

而另一個鄰國中國被作者近乎完全忽略，也令人莫名其妙。作者認為中國因為地廣人多、派系問題而很難快速集中改革全國（這應是完全錯誤判斷中國了：中國根本不求「全國改革」，而習近平上場後派系問題也被壓得很死），而認為韓國曾是發展中國家而令韓流在第三世界市場有優勢，則是看不清現實：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這個標籤比韓國更具說服力，因而在新興市場中中國投資的深邃及滲透程度（如基建、天然資源）遠非韓國可及，在這個經濟背景下輸入消費產品，未來很有可能像以往韓國對日本一樣，最終變成價格戰。此所以我覺得十分奇怪，為何作者在評估韓流前景時，會如此低估中國的衝擊力？還是說，由於歐美界對中國的評估已太多，而特意避重就輕地製造假象？

華為已成為智能手機一大勢力

對韓國社會認識不深

也不用再多說鄰國的問題，單說回韓國自身的社會問題，實在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作者確實勾出了韓國不少問題：自殺率偏高，韓流的保守趨向以及未試過當領頭羊的韓國在創意及技術上能否延續，都是韓流的存續問題。

只是這些其實是很表面化的問題：單是韓國的社會現狀，已讓人十分擔憂韓流的去向。譬如作者點出韓國自殺率高，卻只談到學業壓力，及三星為維持競爭的高壓環境，而沒反映背後的社會整體張力問題：就業環境惡劣、退休生活沒保障，這種社會整體上的高壓迫力生活其實是支撐韓流的關鍵點之一（佐藤大介《角力．韓國：只記得第一名的社會》整本書就是衝着這點），也是與歐美社會的一層極大差異，為何不提令人感到奇怪；而在此惡劣的職場環境下，究竟國家是否有足夠人才儲備、是否有活力，已是一大社會難題。再譬如作為韓國經濟命脈的財閥，大多要開始思考接班問題，但現時財閥的富二代、富三代最多只有虛務的經驗，對於能否率領公司向上，也一直是社會的疑問。而政府雖對韓流有策劃及推進之功，但都繫於前總統金大中一人，近年政府應對負面消息之慢（例如世越號事件、MERS），或許更是社會的一大負累。

大韓航空太子女趙顯娥的「堅果返航」事件，令韓國社會普遍擔心財閥繼承者問題

又例如作者談到韓劇的去向，執著的是韓劇的資源問題而導致創意收窄，其實並未真正了解韓劇現况：與其說資源問題（反正韓劇有太多方法可以找到金源，沒了廣告商還有地方政府），不如說在三大電視台漸趨保守的狀態下如何令韓國節目保有創意，才是癥結所在。如果以作者所述說的典型韓劇，其實在東亞社會早已厭倦不堪，因而韓劇早已進入轉型階段。鍾樂偉《心韓》指出，現時有線電視台憑着創意節目崛起，韓國電視台的「大衛對歌利亞」戲碼已悄然上演，正是韓劇的新局面。而現在賣埠的也不止以往呼天搶地式的典型韓劇，與作者的描述已呈現一定距離。再如音樂市場近年的獨立音樂崛起，加上90年代音樂的翻熱，K-Pop已非一家獨大，流行音樂也處在轉型階段。

此所以作者所述說的韓流，都像隔着一重紗，只是循歐美的印象不痛不癢地探索韓流，對於東亞社會所抓到的韓流脈膊相差不小，以至難以滿足想要了解韓流脈絡的東亞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