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聶隱娘》：訴說「刺客」流變的故事

因為一直被認為藝術得不能再藝術的侯孝賢，也因為康城影展的最佳導演獎項加身，《刺客聶隱娘》注定在上映時已廣受注目，換來的當然也是觀眾熱捧，亦大呼難懂。雖然很多人說要看「補充資料」才能看明劇情，但只論故事主線本身，與其說必要的是補充資料，不如說是對傳統文化的理解。

正如有很多觀眾把故事定調於「殺」與「不殺」之間，也如不少評論說這個刺客救多於殺，其實都墮入了一個前設討論中：急於把它歸類為中國（尤其香港）電影一直賴以成名的武俠電影，一如當年對《臥虎藏龍》所想的那樣。

刺客與俠的差異

問題是既然電影標題說的是「刺客」，那麼「刺客」究竟是什麼？卻沒有人認真點明，只認為聶隱娘跟我們一般中所認知的那種武俠小說中收錢殺人的「黑衣人」不太相似，便把它歸為另一種常見形象——小說中除暴安良的俠士。另一個原因可能在於唐代裴鍘《傳奇》中的聶隱娘故事，自宋代《太平廣記》被歸為「豪俠」以來一直被視為俠客故事，而產生一種先入感覺。

雖說侯孝賢自己談到此片時是從小時候看武俠小說談起的，當中有武俠成分大抵不用細釋；但從古來文化傳統上一直把俠與刺客分開敘述（《史記》便把「刺客」及「游俠」分立兩傳），而電影標題說的是「刺客」，那麼它注定說的並非「武俠」。此所以像某些國內專訪打出標題說侯孝賢是「要重新定義武俠」，本來就是一個錯誤解讀（當然或許還有另一可能：侯孝賢自己也把這當成「武俠」）。

傳統析述中「刺客」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說難不難，說易不易。不少人會援引《史記‧刺客列傳》，認為刺客指的是「士為知己者死」的故事，以與《史記‧游俠列傳》的「俠以武犯禁」對比。這雖不失為一種追本溯源的嘗試，卻不免令我疑惑：〈刺客列傳〉說的真是「士為知己者死」的故事嗎？

考〈刺客列傳〉，說「士為知己者死」的是三刺趙襄子失敗自殺的豫讓：「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這句話成立的前提，是有受到恩惠的「主人」作為可報效的對象。傳中的專諸、聶政都是這類人物，但曹沫、荊軻呢？後世解釋這兩人的事蹟，都以「士為知己者死」這個前設來解釋，但單從文本而言，曹沫不過是打了敗仗急於將功抵過而脅迫齊桓公，荊軻則從其答應行刺後仍酒池肉林不急於行刺之事可見，與其說他是對太子丹效忠，不如說是行義，而傳末借曾與荊軻賭博爭執而發怒令荊軻避走的魯句踐的一句「甚矣吾不知人也」，也透露了荊軻的非凡氣度，不是「士為知己者死」這種程度可道明。（可供參照的是，《One Piece》［ワンピース］漫畫224-225話、動畫146-147話中本想與貝拉密［ベラミー］打架的路飛［ルフィ］，在對方嘲笑自己的夢想時反而寧願捱打也不肯還手，正是氣度的問題。）

其實傳末太史公的論贊已清楚說明此傳的精神：「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關鍵在於「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即「為何而刺」，「士為知己者死」是其一，如專諸、豫讓、聶政一類；曹沫、荊軻則是另一種，即為了國而赴死（荊軻初時拒絕接任的說法就是「此國之大事也」，可見荊軻第一意識到的並非報效太子而是國事）。他們的行為不必然如俠般指向大義，如曹沫脅迫齊桓公歸還的，是自己戰敗而被奪的地；聶政為嚴仲子殺的，是嚴仲子的政敵，完全沾不上大仁大義。

唐以後的俠化

在這種認識下再看《刺客聶隱娘》，就能看到箇中竅妙：聶隱娘初期的不願殺，在於自幼被訓練成殺人工具、只聽命於師父而沒思考過為何殺人，才會看到目標是慈父時而動搖。而其到後期的行動，卻頗有一套自我的想法：為了解救父親（背後牽涉的是藩鎮的亂局）而殺入刺客中力戰到底，不從師命刺殺反抗朝廷的表哥、節度使田季安，甚至明知會被誤解而仍救下田季安那捲入後宮鬥爭的愛妾，種種都是在貫徹着個人信念——保護故鄉的一切以免生亂。這與《史記》的想法一脈相承：其立意較然。

再看裴鍘的原初故事：聶隱娘本被田季安派往刺殺結怨的節度使劉昌裔，聶隱娘卻驚訝於劉昌裔的異能反而盡心幫助劉昌裔，並屢次抵擋刺客來襲，說到底亦是「士為知己者死」的變奏，卻反被《太平廣記》歸為「豪俠」？那有兩點不可不察，一是故事性質在於述說聶隱娘的「義」，與俠有相接之處；二是由唐代以來「刺客」與「俠」的合流。

唐代以前述說的刺客還是以《史記》中的五大刺客為主，例如東漢武梁祠畫像石的刺客，便是五大刺客加上要離組成，五大刺客仍是標竿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要離的加入，這位傳說中犧牲自己及妻子為吳國刺殺慶忌的刺客（之所以說是傳說，不僅因只見於《吳越春秋》而在《史記》無傳，更在於他與慶忌歷史上似乎不是活在同一時空，或者這正是《史記》不載的原因），能成為漢代的典範人物，可能更在於其重國也重義（因而自殺）的精神，似乎這時已有了把刺客道德化的傾向。

唐代以後，刺客故事逐漸出現向俠靠攏的方向。例如〈紅綫〉盡心為仁德的主人效命，〈義俠〉看到目標是義人而寧可捨棄任務逃去，〈李龜壽〉看到仁義的目標甚至向對方告密，與聶隱娘原始故事中的聶隱娘少時被師父命令專殺不義之人，以及後來歸附劉昌裔的情節呼應，而上述這些故事統統都能在《太平廣記》的「義俠」類找到。這種轉向並非單一事件，唐代的俠客類故事同樣經歷由以前乖僻復仇的俠過渡至仁義化的俠，把這些本身是制度外的身分歸入制度內已成了趨勢。當然在宋代以後道學盛行，道德化就更不用多說了。電影中的師父命令聶隱娘行刺作惡的節度使，也帶有這樣的意義。

權力的衝突

在此意義下，電影之能跳出原著的仁義演繹，不單在於褪去聶隱娘「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一面，而更在其着力對國家背景的描寫——電影帶出最終衝突之處，正正是前代及後代兩種「刺客」差異所致：有朝廷背景（公主）的師父表面以「道心未堅」之類的虛話責怪聶隱娘（否則我們不能理解「道心已堅」的她為何三番四次要弟子殺人），暗裏卻想要刺桀驁不馴的藩鎮，是站在朝廷這個大義的立場，亦即我們所熟知的俠的大義；聶隱娘卻寧願為了貫徹個人的「立意」而背棄師父，風格上更像是唐代以前制度外那種率性的刺客。也正是這樣，才令很多中國觀眾覺得不爽：這哪是拍俠義片？

沒錯，這的確不是俠義片，而是文化意義中刺客的再詮釋甚至還原。這也是中國的文化脈絡問題：在宋代以來強烈的道德思潮下，我們的文化系統早就被所謂的道學統領，漢唐以前嚴寬並存的社會風氣早已不復存，方有《武則天傳奇》的「封胸」荒誕。

但正如曹沫為了魯國（而非周朝天下）利益而脅迫齊桓公，古人為了自己的部落而戰，有何問題？甚至東周時代效忠他國而成為他國忠臣的例子也不罕見，例如被一些地區視為端午節主祭神的伍子胥。孟子不也周遊游說不同國君嗎？若要說傳統，原本傳統儒家的終極目標就不是為國，而是為民。只不過在強調大一統的社會下，「國家」才會被過分高舉，儒家也被改造為帝王之術（當然秦以前的中國政權也未有能力統一國家）。也正是我們以明清時代的「禮教」意識（我想很多中國人都視此為「傳統文化」？）來看《刺客聶隱娘》所產生的差異感，才令我們看不懂故事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