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香港區議會選舉的中國文化投射

有別以往集中在親政府派與民主派的角力場，今屆香港區議會選舉的亮點在新人﹕73名「舊人」連任失敗，卻有33名當選人是30歲以下，新人勝老將成為一大主題。只是相比這些，更讓我在意的是社會的吹捧現象，令人反思到頭來仍是應驗於中國人的文化之中。

「空降」遠比「從零做起」受注目

今次選舉最多人留意的，是去年雨傘運動後突然湧現的一股「素人」從政勢力（即所謂「傘兵」）。其中一個亮點是打敗建制派大將鍾樹根的徐子見，另一個矚目的亮點則是由一眾年輕人組成的「青年新政」。雖然被視為「女神」的游蕙禎最終仍撼動不了梁美芬的勢力，鄰區的鄺葆賢卻挑下了當區區議員，成為「青年新政」中唯一當選者。如果說徐子見的光芒源於「傘兵」的一鳴驚人的話，那麼鄺葆賢則還有背景身分的加持——其急症室醫生的身分暴露在鎂光燈之下，而成為不少香港人敬佩的對象（至少我身邊不少人如是）。

所謂敬佩，說白了就是在「醫生」的優渥身分下從政，令人感到其不顧一切的熱誠。只不過近日看到今屆當選的另一年輕人、公民黨余德寶的故事，卻也覺得十分諷刺——大學畢業前開始參與地區事務，耗盡積蓄、借錢參選，一貫傻人的從政作風，甚至被對手看不起，當選至今也不是獲得太多關注。原來一早選定了從政的道路，反而會一直被視作等閒；而中途「變節」的，卻會獲得話語權。

學歷主義下的「專業人士」崇拜

當然鄺葆賢與余德寶在媒體曝光上的強弱懸殊，反映了香港的現實﹕社會對「專業人士」的崇拜情緒仍然熾烈，崇拜權威的傾向明顯。或許應該這樣說，若以古代官員受景仰為線索，醫生、律師之所以受到景仰，並不在其「專業」的光環，而在讀書出色方能考得醫生、律師資格這樣的香港精英主義狀態下，「專業人士」代表的是一種「唯有讀書高」的學歷主義。而學歷主義源於封建時代的階級政治，那麼鄺葆賢與余德寶的差異，實際也就是東方人歷史記憶裏的階級的差異，我們的社會仍重視階級。

說香港是學歷及階級主義社會，其實並不難察覺。譬如近來討論熾熱的TSA（全港性系統評估），明顯就是階級的反映——以學生考核成績（以升學率及TSA為代表）來斷定一間學校是好還是壞，並以此來排列等級，墊底者會被政府施壓（極致就是殺校），我們所處的正是這樣「唯有讀書高」的社會，讀書成績幾乎可判定一切。也正如厚顏的官員誓死捍衛TSA的說辭：諸如沒有了TSA，就沒有了全港評核的方法（但為何評核重要？因為我們要跟世界其他地方比，那也是一種階級——要顯示自己是「世界前列」，但只是成績而已）；沒有TSA，學校一樣操練，似乎都在反覆認同一個事實：沒錯，香港的教育，從來都與學歷及階級掛鈎。因而某些行業如教師要讀上碩士才能晉升（然則在碩士內涵早已降質的當下，那不過是近乎金錢交易的遊戲），近來也會因菲律賓的大學的「買學位」風波而吵得沸沸揚揚——「學位」對香港人來說，實在是重中之重！

「醫生」與「社區主任」價值如何量化？

回說鄺葆賢與余德寶，雖然理性地說，鄺葆賢從政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看似較高——其所犧牲的東西看似比本算是「無業」的余德寶多，那當然是在我們把「醫生」及「社區主任」以某種價值觀下量化後的結果（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說的當然是金錢或資源的量化）。只不過如果社區工作可以此來量化，那不過是某些政黨廉價的「成功爭取式」逐項計功績的功利主義罷了，而諷刺的正是，這款廉價的功利主義，卻也是香港主流的地區文化，否則某政黨也不會長期坐擁最多議席。也就是說，在醫生與社區主任兩種職業所反映出的社會地位與公眾態度，顯示着香港人還沒有能擺脫功利主義的趨勢，讓人慨嘆「普選」二字對香港到底何其沉重？

這是荒謬的現實，從零做起的人永遠只在底層掙扎，空降的人卻贏得目光，要鼓勵人腳踏實地工作，在香港好像真的不容易。但另一方面，香港人連劣根性都與中國人一模一樣，似乎也失卻了自稱「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立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