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得了TSA，撤不了操練文化

TSA（全港性系統評估）風波持續發酵，教育局發出指引禁止學校補課操練（雖然有沒有效仍很難說），家長的不滿情緒仍難以遏止，認為取消TSA才能服眾。雖然表面說法是取消TSA有助減輕壓力，但大家心知肚明的是，東方社會從來都是注重操練文化的社會，所謂取消小三TSA，某程度上是認同小六TSA的存在價值，最終操練文化只是押後而已。

古中國讀書非上層專利 深化讀書意義

說操練文化不會改變，是由於文化記憶的問題。我在〈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及〈「東亞教育奇蹟」疑問〉兩文裏已說到傳統制度及學歷社會的問題，在此不贅。在此想探討的傳統文化記憶，是一個直接與教育相關的問題：學習的動機。

BBC《中式教學適合英國學生嗎？》

在以西方主導的現代教育體系下，我們都習慣了教育第一步應是啟發興趣。當然在古代西方，學校教育、課業教育也曾是主流，但這種教育與階級體制有一定關係，在現代崇尚自由意志的想法下，教育與古代體制無疑有了區分，啟發興趣無疑是最有效率的教育方法。與此不同的是，中國自漢代起學習都不是某個階層的專利，因而在自由意志的今天，學習上的文化記憶與古代也連接得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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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中國古代學習動機，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為道德，一是為現實。道德教育，中國人大抵都不會陌生：傳統儒家就是把道德視為學習終極目標，無論是孔子述說的仁與禮，孟子的「君子三樂」，還是走在另一端闡釋、以學習來擺脫人的劣根性的荀子，都強調以學習來提升道德，背後指向的當然是儒家的理想世界。這與古代中國人的道德觀緊密相連，能力越高責任應當越大，有道德的人方能處身高位（因而古語中君子帶有在上者及義人兩種屬性），以學習來充實道德，就是為了治世做準備。

讀書出人頭地的持續體制

但這樣的想法有兩種變體，一是在周朝的嫡系繼承禮制下，幾乎打從出生已注定誰是高位者，周朝的做法便變成越高位的人越要學習道德，當然這只是理想的期許——當天子不道德時，幾乎都沒有方法阻止，似乎是本末倒置。而儒家本來正是在東周禮法崩潰的狀態下對這個問題的救贖：把教育向下擴展，令位低但有道德的人可以改變國家，不論是「學而優則仕」的說法，還是他評價子路、冉求、公西赤的能力，都看到教育與做官的關係，因而孔門中不少寒士也能當上官職。教育與治國正是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

另一個變體則是漢代以來所發展的士人政府模式：把原本教育—道德—治世的體系慢慢異變為教育—做官，形成只有學習的人能站上高位。這個持續兩千年的變體，令傳統賦予了學習一種價值觀：讀書才能出人頭地，最具代表性的是宋真宗的〈勸學〉，把財富、地位、女人與學習掛鈎。也就是說，讀書帶着一種現實意義，學習的動機在於當官（不論是利益還是治世），而不在於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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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回溯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對「吃人的禮教」的批評，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兩千年來以「儒術」為核心想法的中國政體，一直都脫離現實（當然對注重大眾化的現代來說，古代制度必然是脫離現實的，但話又說回來，也由於現代人不再打算理解古代制度的邏輯［亦即拋棄傳統記憶］，才令「離地感」不斷跨大）。現在西方注重興趣啟發，源於認同各種知識自有其社會作用，這與古代西方雖是階級體制卻仍是多元想法有關，每種知識都有向上流動的途徑。相比之下，李氏朝鮮時代來到朝鮮的西方人曾批評，身官高位的士人都是無實際作用的人，因為在中國文化意義中，各式技術官僚一直都是低層者，只有讀書人才能晉身統治階層。那種情况下的學習，不難想像其作用：學習的並非知識，而是如何為官。因而在清代一直有一類學者寧願醉心研究古籍也不願為官，但這些真正為了興趣而學習的人，在古代卻是地位不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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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儒家也不是完全不講興趣，孔子最著名的理念因材施教，其與弟子論仁的方法，也有引起弟子的興趣的意思；但從他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想法而言，他更重視的顯然是自學的動機，在學生願意學習的前提下，才說得上因材施教。當然也要理解他的時代背景：在沒有太多資源的私學下，要把教育帶往下層，最佳的效率正是學生的奮發。而這裏的自學動機，說到底也還是道德而非其他。

不難理解，中國傳統上的所謂學習，從來都跟現實掛鈎，跟西方式的實踐夢想南轅北轍。正是在這樣現實的學習下，興趣從來不是學習最必要的東西，才會有「十年窗下無人問」的苦况——明清時代文人耗費一生考科舉，若說是興趣恐怕熬上這麼多年早已磨蝕不堪，美其名可說是為了宏大理治國理想，實則以歷史觀之，為了財富名譽的人更多。在此基礎下，填鴨教育才會在中國如此盛行：為準備有官方解釋版本四書五經的科舉而興盛的書院，本來就是一種背誦多於理解的填鴨教育。

希望取消TSA的人 沒有否定應試

回到最初說的操練問題，操練之所以改不了，就在於中國人的潛意識中，讀書考試永遠都是為了「日後生活」而努力，正是古語「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要旨。在這樣的文化潛意識下，啟發學習固然難以茁壯成長，應考教育更從未褪色。正如某個希望取消小三TSA的團體召集人說到，考試及做好功課是學生的責任，這種想法本身正與應試教育相合——正正大家都認為考試十分要緊，應試教育才會長盛不衰。我並非不理解上述意見所指涉的真意：考試的重點不在是否考好，而在考試內容是否學好。只是在數以千年計的中國學習傳統下，考試從來都向變異進發，在這種假大空的願望下到底會變成如何，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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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正如近十數年的教育制度所揭示的那樣，TSA的出現，本就是為了替代以前的另一個考試「學能測驗」，而且當年的操練也不比現時輕——由小四開始操練，直至小六才考試，而且更與學生的升中命運有必然關係，分別可能只在於小三以前不用考（那又回到上面的疑問，小三操練有問題，小六操練就沒問題？）。我並非為了TSA的操練開脫，而是旨在指出，縱使TSA取消，最終可能還是會誕生出另一種形式的操練——中國人一直都以學習成績來衡量好壞。

如果真的決心要想擺脫操練文化，首先扭轉的還是教育界和家長的想法：能否叫家長不要常常想着「望子成龍」？能否叫教師以及制度勿注重考試成績？可惜在讀書才是王道的中國，這種說法似乎不具說服力。若只是半調子的改變，最後恐怕還是重回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