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結果反映香港人在信什麼？——從分不清何謂「本土派」說起

史上戰局最亂的立法會，終於在最亂的結局下告終：有人為了投票排了數小時隊直至凌晨（雖然搞不懂為何大家總要擠在深夜投票……），而選前民調與結果的差異也史無前例。雖說這次大家聚焦的恐怕是「本土」的興起，只是在各方的含混取態下，益發令人搞不懂究竟大家在支持什麼。

一個較常看到的取態是，把「本土派」歸為一種意識形態，而把六名新當選的「本土派」歸為一種勢力。固然對眼中只有「溫和反對派」與「激進反對派」的親政府傳媒而言，這樣的處理並不奇怪（甚至每每說他們內訌）；在「較」中性或開明的傳媒的說法中雖然也有分開兩派的做法，但不刻意分開「本土派」的也大有人在。恐怕這也是大眾預先定下了一種前設：我們要的只是「激進」還是「溫和」，而非他們背後的故事。

左翼與右翼的不同目的

或許從結果論而言，6人都把目光放在「自決」上，表面而言似乎想法十分接近，只是究竟「自決」表示什麼，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或許《基本法》與「自決」含有衝突，因而大家都只埋首於「自決」是否違法的討論中，而沒有向下探索的意向。事實上這6人本來就涇渭分明，朱凱廸、羅冠聰、劉小麗與鄭松泰、梁頌恆、游蕙禎本身就是兩種極端，因而怎樣也看不到把這六個人放在一起論述的合理性。

「熱普城」與青年新政的想法大概不用多說，就是在「香港被中央欺壓」這個語境下謀求可與中國劃清界線，而打出「香港民族」的字眼，帶有較強烈的排外情緒；至於另外三個人，不消說社運出身的朱凱廸，單說參與本身就是一種「理想式」社運的佔領運動而聲名鵲起的羅冠聰、劉小麗，其實就是網民或勇武派所謂的「左膠」，也就是這樣佔領後期才會有不滿這種精神式社運而高呼「拆大台」的勇武派。這類「左膠」實質就是相對「本土派」而生成的論述，正好是「本土派」的對立面。

因此兩派所論述的「自決」本來就有極大差異：「本土派」所提倡的「民族自決」，除了理所當然是作為對中央的抵抗外，重點在於堅壁清野，把自己形塑成一種獨立於世界的形象，也就是說終極目標是獨立，說起來與特朗普（Trump）其實沒什麼不同；「左膠」的「民主自決」雖然也含有可以探討獨立的成分，但與其說目標是獨立，不如說是民主的延長線——把香港人變成可以自行決定自身所有的「公民」，是否獨立本身就不是重點——當大家都擁有議政的權利，獨不獨立其實都一樣，因而這派反抗的實質並非中國，而是不肯放權的執政者（包括中國與香港的）。總的來說，前一派是把「自決」當成手段，後一派則是把「自決」當成目的，本來就是右翼與左翼的兩種論述。

如果真的要把兩派歸在一類，那大概只有在（香港能否自行決定前路的）「充權」與「非充權」這種二分法下才有可能實現。奇怪的是，縱然有「勇武」加持的右翼本土派可視為激進的代表，但左翼的自決與「長毛」梁國雄在對執政者的抗爭這個核心上分別不大，卻一個被劃為激進，一個被劃為過時，則令人費煞思量。大概是大眾停留在與中國割裂與否的思想下，差異於焉產生——「左膠」與「大中華膠」的表面差異，自是一方提倡自主（很易被簡單解讀成與中國割裂），一方希望介入中國。

香港價值的含混

但這樣的思路，本應是在現代國民國家的社會體制（大敘事）下才生成的思路，問題是長久作為殖民地而發展的香港，本來就不具備嚴格意義的大敘事，或者說應該是含混的大敘事。思想上高舉英國傳入的法治，但從來沒有輸入英國的民主自由，因而英國對應的大敘事在香港並沒成形；種族上本來很大部分是中國移民而會抱着對古老帝國的想像，在香港也留下了一些中國傳統的痕迹，卻在英國掌控的現實上只能作為一種文化補充而不能成為全然的大敘事系統（反正現代中國的共產黨大敘事香港人也看不上眼）。正是在這尷尬的處境下，才在全球社運的火紅年代觸發六七暴動（外國是大敘事墜落之爭，香港卻是兩種敘事之爭），而不少親港英人物在回歸時期便華麗轉身成親特區人物或所謂的變色龍，說穿了親的不是中或英而是建制本身，因為香港背後的價值本身就含混不堪，而能簡單地融入後現代的碎片狀態（褒義地說則是多元化）之中。

當然每每也有些人捧出「獅子山精神」、「香港精神」來說明香港似乎既有一套核心精神，並以此視為香港人行事賴以成功的基準。但所謂的價值不外乎是「拼搏」、「堅毅」、「自強」這些字眼，不消說所有不發達的國家同樣會有着這些相同點（皆是指向古老帝國的價值），更重要的是這些特質平凡不過，才會在奧運時不停挪移至賽場之中，成為一個毫無意義的字眼（哪個參加奧運的運動員不是如此？）。說穿了所謂「香港精神」就沒有什麼與國民國家價值同等的特質，而更像是一種以經濟（而欠缺歷史、文化這些與大敘事關連的範疇）導向的生存欲望。

「法治」的兩種詮釋反映的尷尬

此所以若再重思所謂核心精神的「法治」的意義，就會發現這種含混的狀態一直持續。在後SARS時期的香港，貌似在中國的支援下回歸到中國的大敘事，事實是撇去歷史文化（在「愛國愛港」的語境下，大家奉迎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文化中國」）的一以貫之經濟導向——所以當2008年金融海嘯後經濟長期不穩，這套疑似大敘事就完全失效，而出現相信大敘事與不相信大敘事的兩種極端（也就是所謂的「社會撕裂」）。「法治」就在這正反之間出現兩種弔詭的詮釋：一是把法治作為穩定中國體制（大敘事）的方法，亦即強調「不能違法」的建制派方向；二是把法治作為（西方大敘事失效後）保障多元化論述的工具，即泛民主派的主張。說穿了這不是是非曲直的問題，而是大家信靠哪一套價值觀，因而在存活於大敘事形態的上個世代便會支持前者，而生時已多元化世界來臨的這個世代自然支持後者。

如果說「充權」與「不充權」的二分極端，就是這兩套價值觀的體現，那泛民主派最尷尬的地方就是，在仰慕保障多元化的法治下，仍想有能力介入中國體制，指歸的正是香港含混的大敘事，在「充權」與「不充權」之間游走，而慢慢被新世代輕視——大家已不再相信那套大敘事了，而只能相信自己所信的，而有左翼建構的城鄉故事，以及右翼建構的共生「民族」。

當然多了一些光譜本身不是壞事，那反倒證明這個社會還是積極的。但從大眾對「本土派」的粗略理解而言，如果極左與極右可以被選民互為替換，那麼他們信的事實上也不是某套信念，而只是總之要與現在不同的思潮。那着實令人可怕——大眾似乎對那些信念的服膺只是一種口號多於互相理解，拒絕溝通下的香港前路究竟有多難，已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