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才寫了三星Note
7事件反映的韓國體制瀕臨崩潰,想不到這麼快就有了下集。總統朴槿惠(박근혜)的親信崔順實(최순실)涉嫌在未有實權下參與政務,更藉與總統的關係中飽私囊,不僅惹來大規模示威,法院近日召了多個財閥掌舵人應訊,今日國會對朴槿惠的彈劾案更以大比數通過。為何干政會鬧出如此大風波?
制度外親信的默許
無論是什麼國家什麼政權,幾乎都有親信存在——他們與總統關係好,因而獲得直接或間接權力以協助或影響國家施政,好聽一點的可以稱作「智囊」,不好聽的就是「爪牙」。尤其在現代政治黨派分明,沒有派系支撐難以登上大位,培養自己的勢力自然是必須的。因而純粹從法律而言,崔順實被檢控的並非干政(畢竟總統要用什麼人協助施政,那並沒有硬性規定可言),而是其施加壓力向財閥索錢。當然光是這點,就足以令百姓憤怒:原本一直只是傳聞的「財閥政治」,在這次事件中終於正式浮出了水面,財閥與政權之間確有利益輸送,因而要改革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才會難上加難。
無論是什麼國家什麼政權,幾乎都有親信存在——他們與總統關係好,因而獲得直接或間接權力以協助或影響國家施政,好聽一點的可以稱作「智囊」,不好聽的就是「爪牙」。尤其在現代政治黨派分明,沒有派系支撐難以登上大位,培養自己的勢力自然是必須的。因而純粹從法律而言,崔順實被檢控的並非干政(畢竟總統要用什麼人協助施政,那並沒有硬性規定可言),而是其施加壓力向財閥索錢。當然光是這點,就足以令百姓憤怒:原本一直只是傳聞的「財閥政治」,在這次事件中終於正式浮出了水面,財閥與政權之間確有利益輸送,因而要改革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才會難上加難。
但這只是耳熟能詳的表面問題,最大問題還是崔順實的身分。以新興宗教教主崔太敏(최도원)的女兒之姿與朴槿惠關係密切,但在政府卻沒有任何職位——究竟是避嫌還是不能名正言順不得而知,但正是無役職而能接近權力,才會惹來這起風波。
這背後還有一段故事。據說當年朴槿惠之父朴正熙(박정희)在總統任上遭曾經的親信(沒錯,又是親信)金載圭(김재규)刺殺,金載圭自述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希望當時代行「第一夫人」之職的年輕朴槿惠疏遠腐敗的崔太敏(當年他調查崔太敏的資金問題而與對方對着幹)。但最終朴槿惠還是沒有離開她的「精神導師」崔太敏,反而更引入其女兒協助處理政事,當中不無諷刺。假設金載圭沒有說謊的話,那麼朴正熙與朴槿惠父女的總統生涯終結點,皆在崔太敏、崔順實父女的手中。如果說這是有趣的巧合,不過是一種戲劇修飾——追本溯源,這種巧合的來源,是韓國體制對制度外的「親信」的默許。
獨裁政治歷史遺下的個人執政結構
雖然一如世界各地政府,韓國在體制上確實有給總統各式智囊以提供政策支援,那似乎沒有親信存在的必要,正如朴槿惠自稱當青瓦台運作暢順後崔順實已離開,但說穿了只是枱面說法——如果真的沒有權力,財閥為何還會搭理崔順實?關鍵原因是韓國政治上,總統實際上仍維持個人執政結構,而非國際採用的政黨政治。
雖然一如世界各地政府,韓國在體制上確實有給總統各式智囊以提供政策支援,那似乎沒有親信存在的必要,正如朴槿惠自稱當青瓦台運作暢順後崔順實已離開,但說穿了只是枱面說法——如果真的沒有權力,財閥為何還會搭理崔順實?關鍵原因是韓國政治上,總統實際上仍維持個人執政結構,而非國際採用的政黨政治。
與強調政黨的議會內閣制(如英國、日本)不同,韓國政治體制採用的是美國式的總統制,問題當然也如美國般,總統享有法案否決權、人事任命權及軍隊統轄權,總統權力較大。但韓國總統在此之上更喜歡設立各種「委員會」架空官僚機構安插親信,甚至就算在國際政策上也敢於以行政手段繞過國會(若在美國,總統有可能受國會或法院挑戰),三權制衡實際上並沒有發揮預期效果,或許說是前代獨裁政權留下的遺跡。
個人執政最顯而易見的證據,就是幾乎全部民選總統的身邊人都爆出政治醜聞,金泳三(김영삼)之子、金大中(김대중)之子、盧武鉉(노무현)之妻、李明博(이명박)之兄都牽涉賄賂問題,明顯看到政治權力的分佈。而新總統幾乎都會清算前朝,總統卸任後下場大多不佳,利用司法偵查來達到政治目的的總統權力可想而知。而每屆總統當選後都會改組執政黨,也具有強烈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意味。
韓國社會依靠人多於制度
或許是東方講求威權的文化潛意識上仍產生一定影響力,就算以整個韓國社會而言,這種依靠個人或關係多於制度的傾向也是普遍想法,財閥正是如此:它們的崛起既是朴正熙獨裁管治下的政策(某程度上是朴正熙個人能力的表現),其成長也是依賴強人政治,才會陷入後代不斷的危機。政權與財閥互通聲息自是必然:大家都在依賴個人而免卻制度牽制,利害某程度上是一致的,其顯現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制度無疑就是由一眾「個人」支撐起的體制。因而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世界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中,韓國在2014年排名雖只是22(今年更升到20),但在已發展地區中算是前列且是制度最弱的國家;而在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2015貪腐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位列37的韓國在已發展地區中亦是排在較後位置。
或許是東方講求威權的文化潛意識上仍產生一定影響力,就算以整個韓國社會而言,這種依靠個人或關係多於制度的傾向也是普遍想法,財閥正是如此:它們的崛起既是朴正熙獨裁管治下的政策(某程度上是朴正熙個人能力的表現),其成長也是依賴強人政治,才會陷入後代不斷的危機。政權與財閥互通聲息自是必然:大家都在依賴個人而免卻制度牽制,利害某程度上是一致的,其顯現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制度無疑就是由一眾「個人」支撐起的體制。因而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世界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中,韓國在2014年排名雖只是22(今年更升到20),但在已發展地區中算是前列且是制度最弱的國家;而在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2015貪腐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位列37的韓國在已發展地區中亦是排在較後位置。
在這樣的背景下,「親信」的登場並不令人訝異——那大抵甚至可說是「默許」的,前提固然是不能惹事。因而「閨蜜干政」其實並非個別事件,而是政治之惡的集合體,既包括官商黑幕,也有政治制度漏洞的因素在內,這才是引發大規模示威的關鍵——韓國雖已實行民主選舉這麼多年,但他們看到的國家卻與期望相反,階級尤其財閥的問題不要說解決反而還越來越嚴重,與民主理想走得越來越遠,說穿了那還是國家體制陷入臨界點的象徵。當然這也與經濟向下及其潛藏的體制破綻互為表裏。
反觀香港,傳媒雖然對這場風波以至政商關連的體制有一定表述,卻出現了急忙為這場示威加冕的報道,並立刻對比香港社會運動弱點,那倒令人感到無知:無視體制與百姓抗爭價值觀的不同,只一心想找到表面異同的粗疏對比,看不到問題核心所在,自然是香港還停留在表面叫喊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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